《七次崩溃：下一次大规模全球化何时到来》一书，由普林斯顿大学克劳德和洛尔·凯利欧洲研究教授、伍德罗·威尔逊学院历史和国际事务教授哈罗德·詹姆斯（Harold James）撰写，中国出版集团下属中译出版社于近日推出中文版（祁长保译，2024年9月）。书中，作者对过去两个世纪全球化的兴衰进行了全面回顾，探讨了过去170年来的数次跨国危机，分析了原因及其对全球化的影响，揭示了危机如何既破坏了全球经济秩序，又在某种程度上为新的全球化浪潮铺平道路。

　　作者分析了从19世纪40年代的大饥荒到2020年新冠疫情的七次重大经济危机，这些危机不仅是全球化进程的关键节点，也反映出全球经济体系在面对不同冲击时的脆弱与适应性。

　　第一次危机：19世纪40年代的大饥荒与革命。1845年爱尔兰大饥荒开启了危机的序幕。作者指出，这场饥荒不仅导致大量人口的死亡和迁移，也使欧洲的政治和经济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饥荒和随后的1848年革命浪潮引发了社会动荡，粮食价格在短时间内大幅飙升，促使政府采取更为开放的贸易政策以应对粮食短缺，进而推动了贸易壁垒的消除和资本的跨境流动，形成了现代全球化第一次蓬勃发展。詹姆斯认为，这一时期的全球化趋势并未被彻底逆转，反而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更广泛的市场一体化。

　　第二次危机：1873年金融危机。此次危机被认为是资本主义向垄断过渡的象征。作者通过分析威廉姆·斯坦利·杰文斯、里昂·瓦尔拉斯和卡尔·门格尔等经济学家的理论，揭示了边际革命对后世经济学研究的影响。尽管危机导致了资本流动性紧缩和经济衰退，但为后来全球资本市场的扩张奠定了基础。

　　第三次危机：第一次世界大战与大通胀。战争迫使各国集中资源进行军事生产，导致严重的物资短缺和通胀压力。詹姆斯指出，战争对欧洲经济的破坏，以及随之而来的恶性通货膨胀，打击了全球化的步伐。战争期间，德国财政部长卡尔·赫弗里希等人试图以发行债券的方式推迟人民的战争负担，在战败以后却因为没有认清货币的本质而妄图以超发货币应对战争赔款，最终造成了恶性通货膨胀。这一时期见证了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形成了现代国家对经济的调控模式。作者认为，这次危机揭示了国家维持全球经济秩序的局限，也使国际合作成为此后全球化重建的必然选择。

　　第四次危机：1929年经济大萧条。严重的负面需求冲击使全球化出现重大挫折。金融系统的崩溃摧毁了大量企业和个人的购买能力，导致全球贸易量急剧下滑。作者特别关注凯恩斯在大萧条中的角色，认为他的需求管理理论对二战后国际经济体系的重建产生了深远影响。这一时期全球化几乎陷入停滞，国际贸易大幅萎缩，保护主义抬头。然而，正是此次危机推动了凯恩斯经济学的崛起，并为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建立提供了理论基础。

　　第五次危机：20世纪70年代的石油危机。石油危机标志着全球化的又一次重大转折，供应链中断和价格急剧上涨使得全球范围内的物资短缺加剧。石油生产国利用资源优势，试图通过价格控制全球经济格局。虽然这场危机短期内打击了全球经济，但却推动了能源技术创新和多样化供应渠道的形成，带动了80年代全球化的复苏，最终促成了全球治理机构的建立，为后来的国际合作奠定了基础。作者认为，供应冲击和随后的政策调整，揭示了全球化在面对资源短缺时的适应能力。

　　第六次危机：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这次危机对北大西洋经济体影响深远，负面需求冲击使全球经济陷入衰退。美联储在本·伯南克的领导下，通过量化宽松政策成功避免了全球经济的全面崩溃。尽管成功防止了大萧条的重演，但也引发了货币政策的长期依赖问题。此次危机凸显了全球化的“双刃剑”特性：一方面，全球资本市场的深度联系加剧了危机的扩散；另一方面，全球合作的努力也为后来经济复苏创造了条件。

　　第七次危机：2020年新冠疫情。新冠疫情不同于以往的需求驱动的经济危机，全球封锁、供应链中断和物资短缺使各国重新审视全球化的依赖性。虽然全球经济陷入停滞，但技术创新和数字化转型又为全球化开辟了新的可能。疫情期间的需求冲击与供应瓶颈交织，暴露了全球供应链的脆弱性，使得世界重新思考全球供应链的韧性问题，也促使各国探索更加多元化的供应渠道，以降低对单一国家的依赖。作者认为，后疫情时代的全球化将面临新的挑战和机遇，各国能否加强合作，将决定全球化的未来走向。

　　危机的“好”/“坏”之分。詹姆斯在书中区分了两类不同类型的危机：由供给冲击引发的“好”危机和由需求冲击引发的“坏”危机。“好”危机虽然在短期内带来了经济困境，但从长远看，却促进了全球化和生产力的提升。相反，“坏”危机不仅导致全球经济陷入萧条，还进一步加剧了国际间的隔离与保护主义。在这些危机中，国际贸易和跨境资本流动都急剧下降，全球化进程遭到严重打击。同时，国家对政府和市场机制的信任也显著下降，出现了更多的反全球化思潮。

　　国内外市场及个人-政府的交织。在本书所记录的崩盘事件中，能够明显发现是由国外市场发生的事件导致了国内市场的崩盘。此外，私人金融家和政府之间也存在着密切的联系，当金融家的商业利益受损并对政府财政和公民造成损害时，这种联系最终恶化。例如，伊瓦尔·克雷于格于1907年创立了瑞典火柴公司。为了垄断全球火柴市场，他向各国政府借钱，以换取公司进入各国市场的独家经营权。克雷于格在美国筹集资金，购买中欧被低估的资产，以扩大其火柴制造和分销帝国。为了控制德国火柴市场，他通过复杂的债务工具在美国筹集资金，由于选择的时机恰逢1929年10月，大萧条导致了克雷于格帝国轰然倒塌——部分原因是市场崩溃，部分原因是他的会计欺诈行为——这一事件的影响波及了那些依赖克雷于格金钱和建议的国家。

　　全球化构建互联互通经济体。大萧条是由需求冲击引起的，而19世纪40年代的危机则是由供给冲击引发的。作者指出，19世纪40年代欧洲的危机是由“饥荒、营养不良、疾病和叛乱”引起的。因此，商界领袖和政府认识到，全球化对于建立能够抵御供给冲击的互联经济体是必不可少的。在此期间，中央银行和金融家拥有了更大的影响力，因为需要新的资本来资助新项目。政府激励国内生产以及与国外市场的贸易。互联互通的最终结果是金属货币的国家间流动造成通货紧缩，同时开发了新的金融工具来资助铁路等大型基础设施项目。新的金融计划使金融家和工业巨头能够更多地积累资本。正如20世纪20年代的情况一样，繁荣先于19世纪70年代的危机。

　　作者不仅着眼于危机本身，还分析了每次危机中涌现出的重要学者及其理论，这些理论为未来全球化的演进方向提供了指导。例如，1848年马克思和恩格斯通过《共产党宣言》阐述了工业资本主义下的全球一体化如何引发社会动荡；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时期，凯恩斯则提出了需求管理理论，强调政府在调控经济中的关键作用。

　　思想的演变与历史语境：通过分析学者的理论背景，揭示他们如何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对危机做出回应。例如，凯恩斯的需求管理理论源于对自由市场无力应对大规模需求萎缩的批判，弗里德曼则在通货膨胀高企的70年代提出了货币主义，为后来的市场自由化提供了理论支持。这些理论的发展不仅是对危机本身的回应，更是对全球化进程中出现的新问题的反思。

　　理论与实践的互动：每一次危机不仅推动了思想方面的变革，也为实际政策提供了实验场。大萧条期间，凯恩斯推动了财政刺激政策的实施，2008年危机后，美联储的非常规货币政策则体现了伯南克等人的理论实践。作者认为，这种理论与实践的互动，是全球化过程中政策调整的重要动力。

　　在总结部分，作者认为，全球化的历史虽然充满波折，但其内在动力并未消失。如同19世纪40年代和20世纪70年代的危机，当前面临的挑战同样可能成为未来全球化的新起点。

　　后疫情时代的再全球化：新冠疫情暴露了全球化体系中的诸多问题，如供应链脆弱性和国际合作的不足，但同时也展示了技术在提升全球连接性方面的潜力。数字化技术和在线经济的发展，将成为未来全球化的重要推动力。在教育、医疗、远程工作等领域，全球化有望以新的形式延续下去。

　　全球治理与制度创新：全球化的下一阶段需要更为完善的全球治理结构，以应对气候变化、公共卫生危机等全球性挑战。国际合作在应对这些问题时的重要性愈加凸显，各国需要在经济利益和全球公共产品之间找到新的平衡。制度创新不仅是政策层面的调整，更是对全球化理念的重新定义。

　　供给冲击与技术变革的结合：历史上的供应冲击事件往往是全球化复苏的前奏。未来，能源转型和绿色技术创新或将成为全球经济的新增长点。在应对气候变化的过程中，新的国际合作机制有望推动全球市场的进一步整合，而各国在技术领域的协同合作，将成为推动全球化发展的关键因素。

　　《七次崩溃》通过对七次重大经济危机的分析，揭示了全球化进程中的复杂性和多变性。作者的核心观点是，全球化并不是一个不可逆的过程，而是受到多种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每一次危机既是全球化的考验，也是全球化的机遇。无论是“好”危机还是“坏”危机，它们都在不同程度上塑造了我们今天所处的世界经济格局。全球化并非不可逆，而是受制于供需冲击、技术变革和政治决策等多重因素的复杂动态过程。面对疫情后世界经济的复苏和重构，各国政府需要深刻认识到全球化的脆弱性与适应性。只有通过国际间的协调与合作，全球化的下一轮浪潮才能真正实现包容性和可持续性。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本书在危机驱动的全球化模式、地缘政治影响、经济不平等以及社会文化层面的缺陷等方面仍有一些局限性。

　　忽略了全球化的多元发展动力。本书的分析以危机为核心，强调全球化是一种“被动适应”的过程，而非自然演进的产物。他将全球化视为经济危机反复冲击后的“重建”过程，这种观点尽管新颖，但并未完全解释全球化在某些领域的持续扩展。例如，许多学者认为，全球化的驱动力不仅是外部危机，还包括多种内生的市场激励和技术革命。詹姆斯的视角虽然揭示了全球化进程中的不稳定因素，但忽略了全球化的多元发展动力。将全球化简化为一种危机的延续，可能低估了各国通过贸易协定、跨国投资和文化交流等途径主动推动全球化的动机和贡献。

　　缺乏对当代核心资源竞争的关切。作者认为，全球化在危机下往往伴随着资源争夺和地缘政治紧张关系的加剧，这一观察确实具有洞察力。然而，这一分析更侧重于石油危机、冷战等传统资源争夺领域，对21世纪涉及技术和信息资源的争夺却着墨不多。当前全球化进程中，对稀土、半导体芯片及数据等新兴资源的争夺不仅影响了全球供应链，还重塑了全球政治格局。詹姆斯将全球化与资源争夺联系起来是合理的，但他在涵盖现代核心资源层面上有所欠缺，未能完全反映出当下地缘政治竞争的全貌。

　　对全球化与经济不平等的辩证关系缺少全球视野。本书批判性地指出，全球化进程中的多次危机加剧了社会经济不平等，特别是低收入群体在危机中往往受到更大冲击。然而，他的分析主要集中在“不平等的加剧”，却忽略了全球化给某些领域带来的社会福利扩展。例如，在某些发展中国家，全球性的投资和技术转移显著提升了当地经济和生活水平，但这些成就往往被危机掩盖。此外，作者对不平等的关注多集中于西方社会，对“全球南方”的不平等转移关注不足。全球化带来的财富再分配和社会流动性的提升是一个重要课题，詹姆斯的批判在这一方面缺乏全球视野。

　　未能深入探讨全球化对文化与社会价值观的长期影响。全球化不仅是经济和政治现象，还是一个深刻的文化渗透和社会转型过程，它影响着各国的价值观、消费模式和生活方式。尽管作者偶尔提及文化交流和文化冲突，但这些讨论相对片面。当前全球化的批判性研究表明，文化的全球化同样引发了诸如“文化侵蚀”、身份危机等问题，而这些问题在危机时尤为突出。

　　过于依赖历史模式，忽视了未来全球化可能的新方向。作者对未来全球化的方向分析过于悲观，忽视了全球化的弹性和适应性。历史表明，全球化进程在历经多次危机后仍不断复苏和重塑，这表明全球化不只是脆弱的，也是充满弹性的。尽管全球化在疫情、气候变化等挑战面前确实需要重新定义和调整，但詹姆斯却未能充分考虑数字经济、绿色能源转型等新兴因素也会成为全球化重生的新动力。

　　综合来看，《七次崩溃》是一部思想深刻、视野开阔的经济史著作。作者通过对七次危机的深入分析，为我们勾勒出了一幅全球化的兴衰图景。他以丰富的历史细节和严谨的学术态度clash怎么导入节点，为读者揭示了全球化背后的复杂机制和未来可能的发展方向。这本书不仅适合经济学者和历史学家阅读，也为关心全球经济走向的读者提供了宝贵的见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