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我们以关键词的形式为2019年的中国当代文学做一个年度总结，以此展现这一年的文学发展和文学创作情况，侧重于发现重要的文学现象、新的文学动态以及正在孕育和发展中的文学形式。

　　我觉得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第一是“新中国文学70年”。2019年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回顾和梳理新中国文学70年的发展成就及其经验，是这一年文学界的大事。在这个话题中，我们着重打开历史的多解性，从历史中重新找到一种可阐释的脉络，站在当代的问题丛中去回望历史，这是一个有效的总结方法。第二是“现实主义问题”。在2019年的文学作品中，不管是老作家还是中青年作家，都具备一定程度的现实主义意识。19世纪的现实主义其实是理想主义，建立在“资本主义总体神线世纪标准现实主义的大限。今天的现实主义有从宏大神话回到技术层面的倾向。而我一直在强调作为一种理想和信念的现实主义，以及关注“实然世界”又指向“应然世界”的现实主义。第三是“青年写作问题”。近年来，以“80后”“90后”等为代表的新一代青年作家备受文学界和读者的关注。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涌现出的那一批“青年作家”相比，今天的新一代青年中有没有出现标志性作家的可能？这也是近年来大家共同关注和倍感焦虑的问题。第四是“科幻文学和类型文学”。最近几年间，科幻逐渐成为声势浩大的文学热点。一方面，科幻文学要思考超越地球引力的事情，另一方面，还要思考超越纯文学边界的事情。所以，科幻不能简单地放在文学范畴讨论。科幻文学是人类通过想象的方式超越自身局限的一种尝试，对纯文学的中心主义构成了一些挑战，这也是我们研究科幻文学的思路。第五是“城市文学问题”。在如今的城市文学中，城市不再是狭义的地理学意义上的空间，而是一种记忆，也就是时间概念。城市人的乡愁建立在气息、味道与声音之上，乡土的诗意是完整的、直观的，而城市的诗意是破碎的、分解的，这是大都市的美与乡愁形态。

　　李壮：2019年是一个具有特殊意义的历史时间节点。在“中国当代文学70年”的主题之下，文学界举行了一系列规格高、影响大、引起广泛关注的文学活动。与此同时，大量回顾新中国70年文学成就、展望中国文学未来发展的文章，也集中在2019年发表出来。“新中国70年70部长篇小说典藏”丛书等主题出版物的隆重推出，也显示出中国文坛为“中国当代文学经典化”所做出的不懈努力。“中国当代文学70年”或“新中国文学70年”，这样的主题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的背后同时糅合着两种言说的动力，一是“总结过去”，二是“展望未来”。

　　先说“总结过去”。70年来中国当代文学思潮迭兴、贡献出一大批文学精品力作，取得了突出成绩、建立了优良传统，这使得中国当代文学的经典化之路在今天可以顺利推进。中国当代文学与中国当代历史之间一直保持着同频共振，新中国各个时期的历史图谱与社会生活图景，都在文学作品中获得了很好的书写记录，作家的笔触为70年来各个历史时段留下极富代表性的时代形象与精神剪影。此外，中国当代文学建立了关注现实生活、刻画普通人形象的传统，换言之，新中国文学70年来始终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中国文学经过70年发展，影响越来越大、传播越来越广，一方面获得了一代代读者的喜爱，深刻地参与了中国人的文化生活与精神建构，起到了引领风尚、培根铸魂的作用；另一方面，中国当代文学在国际传播方面也取得了明显的成绩，中国文学在世界文学版图中的位置正变得越来越重要。

　　再说“展望未来”。一切有效的思索，最终都会落脚于对当下重大命题的反观与省思。我们的讨论随后将涉及的几大“关键词”，其实都可以从70年的历史谱系中展开思考。在过去的70年中，现实主义一直是中国文学的创作主流，这种主流在今天应当如何继续秉承与坚持，又该如何不断拓宽自己的边界、发展出新的形态，这无疑值得我们去深入探讨。中国当代文学在过去一直对时代现实保持着热烈的关切，或者说，长期拥有与时代现实对话互动的强大能力。今天，现实正以一种前所未有的高速度剧烈变化着，文学怎样才能更好地捕捉和表现这种现实、如何重新强化文学与现实的对话能力乃至对现实的影响能力，显然是非常重大且相当急迫的命题。再如青年写作话题，中国当代文学、乃至中国新文学的历史上，许多重要的文学潮流都是由青年写作者开启的。这些年来，我们已经看到整个文坛都在热切地呼唤和推动青年作家的出现和成长。那么今天的青年作家发展情况如何？他们的写作又究竟为中国文学注入了哪些新的东西？我们如何推动“青年写作”提供更多真正的新内容、新气质？这方面的思考与谈论是非常必要的。又如新的文学类型和文学群体话题，科幻文学、网络文学、类型小说、非虚构写作等，正在成为当下中国文学的重要“生长点”。草根写作、素人写作等的兴起和商业对阅读的介入，也为中国文学制造了数量巨大的新型写作者群体。我们如何去理解新的文学生产传播模式？如何去谈论影响力日益巨大的新的文学类型？又如何把网络文学和类型文学等纳入原有的文学话语框架之中去进行言说与定位？这些大多是中国当代文学发展至今出现的新话题，对它们的解答不仅涉及对当下文学现场的思索与回应我的clash没有节点，也可以构成对传统文学创作现状的反观甚至反思。

　　于文舲：当下的文学以现实主义作为主线，同时显示出一些新的趋势。评论家贺绍俊曾有一个概括，他说新中国70年的文学，尤其是以八九十年代为节点，经历了一个从激情到沉思的过程，我认为这个判断一直到今天还是有效的。2019年揭晓的第十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中的“沉思”主要表现在，它们不仅关注我们的现实是怎样的，更关注我们的现实“应该是怎样的”“不应该是怎样的”，以及“为什么是这样的”。徐怀中的《牵风记》是写“应该怎样”，以浪漫抒情的笔调书写战争、讴歌人性的真善美，并寄寓人文关怀和理想主义信念。李洱的《应物兄》是写“不应该怎样”，对知识分子精神和文化现象的剖析具有强有力的社会批判性。梁晓声的《人世间》、徐则臣的《北上》和陈彦的《主角》，可以说都在从不同侧面寻根溯源。《人世间》塑造了我国北方一种颇具市民气息的“好人”性格和社会文化，回到历史变革中去体察这种现象形成的缘由。《主角》通过小人物的故事把一种坚韧的民间性格还原到秦腔文化和秦岭大地上去，《北上》追溯的则是孕育人类文明的河流文化。

　　实际上，“现实主义”并不仅仅等于“写实”，必须要对现实内容有所“发现”，现实主义才能够成立。近年来的现实主义作品表现出明显的地域性、历史性和文化性，冯骥才的《单筒望远镜》就是通过一段跨国恋情来追寻100年前天津城内那种中西杂糅、既洋气又有烟火气的人文状态。阿来的《云中记》则从非常现实的事件出发，书写祭师阿巴在汶川地震灾后重返云中村，以神秘的力量来告慰消殒于地震中的生命。梁鸿的《四象》把精神分裂的城市人唤回到古老宁静的农耕文明中去抚慰。邓一光的《人，或所有的士兵》则由一个战俘的命运来反思战争与人类历史的演进。即使像池莉的《大树小虫》这样看似特别日常的小说，其实也还是在反观、探讨中国人固有的传宗接代观念及其形成原因、现实影响。此外，青年作家也表现出类似的倾向。林森的《岛》本身就是个游历与追索的故事，写海南原始、淳朴又蛮荒的地方性与现代化进程的激烈冲突。周恺的《苔》则将人放到晚清蜀地变动的当口来反思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

　　以上这种写作方式，我认为是长篇小说的正统，因为长篇小说文体本身就更靠近历史。作家将人的命运和性格依托于某种社会结构或文化传统，有意识地为我们的现实状况寻找依据。对历史的重新发现，也是对现实的重新建构，这是现实主义在题材上的一大发展。同时，现实主义写作在艺术上也有新变。许多小说在扎实的现实内容基础上，加入了古典文化、东方文化甚至原始文化的异质元素，并努力寻找与之相匹配的小说形式和语言风格。其中比较特别的如《云中记》《四象》《人，或所有的士兵》以及格非的《月落荒寺》等，都没有局限于传统现实主义的手法，部分具有浪漫主义、魔幻现实主义或现代主义的一些特征。这些小说提醒我们在今天有必要对现实主义的内涵和外延进行重新梳理和界定，现实主义发展到今天跳出了狭义的创作技术，其背后包含的现实意识、现实思考、现实关怀等更加广阔的意义愈发突显，成为我们界定现实主义作品的根本标志。这是宽广的现实主义。

　　梁豪：我大致将时下的青年写作分成三条线，一条写故乡，故乡多为县城、小镇，或者落魄了的所在。写故乡，本质写的是时间、一种逝去的岁月，所谓乡愁就是不可追的过去，是那些虽然健在却已然陈旧的人或地方，如包倬的《老如少年》、陈再见的“县城”序列都是当中较好的代表。结局无非两种，或者一并凋零，或者离家出走。另一条写当下生活的城市，这类写作主要聚焦于社区和街道。一方面，城市的摩登感、资本神话、新兴产业和瞬息万变的爱欲依然不断被书写，另一方面，书写城市角落里的市井气和人情味成了一种新的尝试。前者有如蔡东、周李立、孟小书等女作家，后者则以王占黑的上海书写为主要代表。还有一类写作特取诗化的方式，或以写作者的头脑风暴，借由对内容的消解和形式的实验，缓解无力或无心面对现实生活的焦虑，透过自身天马行空的想象能力，重新编织、勾勒自己的孤独或愤懑；或徜徉于我们不大熟悉的边地，在异域异邦或其他民族的特殊风情和文化等想象的他者中，试图看清自我或说主体的异同与偏差，如渡澜的《傻子乌尼戈消失了》，给我们带来一个状如拉美的内蒙古等，难能可贵。

　　三类写作各有优长，也各有问题。第一条线的问题在于，书写以后指向何处，故乡的意义究竟何在。第二条线的问题在于，如何在确保写活市井生活的常态以后，写出不同市井生活的多态。第三条线的问题在于，诗意倘若不能落地就只是个体心灵的闪转，自我感动过后，辐射范围有限。林森2019年发表的长篇《岛》和周恺的《苔》之所以值得称道，是因为小说触及了普遍的困境和生存的难度，回到了人心问题，小说由此落地生根，诗意蔓延以后有了更大的回味空间。

　　2019年很火的“铁西三剑客”双雪涛、班宇、郑执，其作品各有特色。双雪涛的《火星》写意外巧合、两性人情，故事和情绪都照顾得很到位。可以看出，双雪涛的写作早已不需依赖“东北”“工业”甚至是“底层”，也能写得有声有色。但在试图触碰更大背景容量的《sen》里，不难发现其在史料与想象之间博弈能力的孱弱。先是对历史的认知过于简单粗暴，继而人物被简单的历史概念压着走，人物被挤压而失去了血色与鲜活。班宇的写作更聚焦于东北，他的《盘锦豹子》《逍遥游》等形成了自己的独特风格，但艺术还需要一定的磕绊和蜿蜒。他这一年的《于洪》过于偏重叙述，反而妨碍了情节本身的演进。郑执的《蒙地卡罗食人记》，忽而严肃、忽而荒唐，忽而松散、忽而紧凑，相比此前的《仙症》略有不足。如何用更大的诚意直面写作的难度而非蜻蜓点水或即刻绕行，这是青年作家需要思考的问题。

　　李海鹏：时至2019年，诗歌领域“80后”诗人中最年长的一批已年近不惑，他们所取得的成就有待一次总结，但这不应以某种“怀旧的作祟”姿态来进行，而是需要以足够的当下性为前提来进行科学命名。另外，“90后”诗人也已写作了将近10年，他们成熟期的写作即将到来，这无疑让人期待。而出生于千禧年前后的“小朋友”中，也已有人开始动笔，专属于他们代际经验的诗歌声线，实际上已经浮出水面。至少作为出生于1990年的写作者，我个人读到这些作品时受到了极大的震动与启发，我预感某种新的诗歌可能性，在他们的写作中有望被提供出来，略微夸张地说，这有可能是从雨果到波德莱尔的差异。这种感觉，以及2019年诗歌的整体感觉，化用这一年召开的某次青年诗人分享会的标题来概括或许恰当：“20年代的哨声即将吹响了”。

　　还需提到的一个变化是，作为盘峰论争之产物的“学院”“民间”概念，到了今天越发面临着失效的危机。不仅是出生于90年代以后的年轻诗人已经很少有人再以这样的概念来标榜自己，就连曾经亲身制造了这些概念的前辈诗人，对于这样的身份划分也不再那么热衷。它所指向的内在诗学变化在于，诗人们的理解经验、语言以及二者之间的关系发生了很大的更新，究竟何为经验贫乏、何为言说本体，在如今的新诗中间，又到了需要被重新认知与讨论的时间节点。

　　贾想：2019年9月，中国现代文学馆以“初心与手迹”为题，展出了一批红色经典手稿。如今看来，这种存活在笔、墨、稿纸之中、留有作家创作现场痕迹的文学，已经濒临灭绝。最近几年由于网络技术和移动通信技术的革新，我们的文学已经从印刷时代全方位踏入了电子媒介时代，准确地说，是以手机等移动终端为载体的自媒体时代。文学的生产、传播、消费方式，作家群体、读者群体、评论者群体的构成，都因为媒介的革命而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一方面，传统文学陆续进驻新媒体。包括文学报刊、出版社和书店在内，整个传统文学行业都在“搬家”。微信公众号降低了文学作品的传播成本，通过网页编辑和超链接等技术，丰富了文学作品的展示形式，尤其给读者阅读带来了极大便利。传统杂志、出版社、书店的微信公众号，首先是展示品牌内容的窗口，同时兼具塑造品牌形象、营销品牌产品、推介品牌活动、播报最新行业新闻等功能。伴随而来的，是行业经营模式由实体到“实体+线上”或完全线上的转型。另一方面，新媒体在搬运传统文学资源的同时，也催生了前所未有的“新媒体文学”。“新媒体文学”通常认为是泛化了的“文学”，不是一种创新的文体，而是一种创新的文学表达形式。这种表达形式依托网络技术，融合图片、视频等视觉元素，翻新着人们表情达意的方法。有人将公众号图文推送、朋友圈动态文字命名为“微信文学”。这些“新媒体文学”拥有一套新的发表规则、形式要求。个人公众号等自媒体作品的发表并不遵循传统媒介“先筛选后出版”的准则，遵循的是“先发表后过滤”的模式。“新媒体文学”对文本长度进行了严格限制，乃至形成了一种“篇幅自律”。一篇文章的阅读时长普遍不会超过15分钟。这一点影响了中长篇作品在新媒体中的传播，在读者中培养出“速食主义”的阅读习惯。此外，新媒体成为一个行业之后，新媒体的文章很快进入商品化的阶段，赞赏功能和广告植入的收益，替代了传统的稿费制度。

　　2019年，新媒体的发展对于文学的影响更为显著。第一，社交软件、直播、短视频所构成的新媒体生活，已经作为新素材进入了文学作品。马金莲的《同居》和江波的《寻找无双》在题材的选择上都涉及了新媒体，“虚拟网络经验”开始涌入我们今天的文学写作。双雪涛的《女儿》则讲述了一个作家与另一个业余作家通过电子邮件交流小说的故事。可见，互联网与新媒体经验正在塑造出一批新的文学人物。第二，新媒体改变了年轻作家的“出道”方式。很多年轻写作者不是以正规纸质刊物为发表平台，而是依靠新媒体平台上的公众号、电子杂志、文学比赛进入文坛。比如杜强、袁凌、鲸书这些“特稿”时代的非虚构作者，班宇、王占黑、朱一叶这些从豆瓣被人熟知的作者。韩寒的电子杂志“ONE”与公众号“ONE文艺生活”，通过举办“一个·故事”征文大赛，也推出了许多尚未被主流文坛注意的青年新秀。第三，作家群体扩大化、多元化。我们所熟知的作家，大多是借由传统期刊发表作品的从事与文学创作相关事业的职业人。新媒体时代，随着写作权和发表权的下放，一大批民间的“野生作家”出现了。“界面文化”公众号自2018年起推出了一个栏目，叫做“野生作家访谈计划”。所采访的“野生作家”身份丰富多彩，对于呈现这个时代的各个侧面具有珍贵的价值。“人间the Livings”“真实故事计划”等主打民间非虚构故事的公众号，除了有采编的专业记者，还长期向大众征稿，创造出“内容众筹”的独特形式建立运营平台。来自各行各业的供稿人通过新媒体的平台讲述、传播自己的故事并获得收益。

　　新媒体将民间的文学潜力充分释放了出来。在为传统文学的传播带来便利的同时，新媒体也在进一步瓦解传统文学的权威。新媒体放大了文学的传播价值，同时也放松了对于文学艺术价值的要求。所以，新媒体对于传统文学的影响绝不止于皮毛。虽然文学与新媒体达成了形式上的寄生关系，但代价是做出质量上的妥协，这种情况往后恐怕还要延续很久。

　　徐兆正：2019年是科幻文学的大年。不仅《人民文学》史无前例地刊发了3期科幻小说：第5期的《人生模拟》，第7期的《宇宙晶卵》，第11期的《星光》《泰坦尼亚客栈》《爱的二重奏》，《天涯》杂志也在这一年第5期组织刊发了一个“未世”科幻小说专辑，囊括了郝景芳、陈楸帆、飞氘、宝树、张冉等作家的作品，并且配发了杨庆祥的评论。除了期刊以外，第十八届百花文学奖首次增设了科幻文学奖，而中国第一批科幻文学博士亦于这一年在北京师范大学毕业……凡此种种，似乎都接续了从2015年起由《三体》和《北京折叠》接连斩获“雨果奖”所开启的繁荣局面，但是这一繁荣局面的真正源头，应该还是在上世纪90年代初期埋下的种子。也就是说，考察今天的科幻文学图景，要将审视的框架置于历史脉络中，这一脉络的另一重含义，就在于它接续了80年代以降中断了的文学启蒙的传统。首先，这种启蒙指的不是文学要与现实发生过于紧密的联系，而是说它要由作家自发自觉地思考现实，而作品呈现的结果又以理想主义的精神激发读者对现实的追问。在2019年的作品中，此类启蒙尤其可见于夏笳的《爱的二重奏》与郝景芳的《积极砖块》这两部带有“反乌托邦”色彩的作品。前者呼应了现代社会中爱的疑难，后者则拷问了负面情绪的价值。

　　其次，科幻文学的启蒙还表现在它承接了19世纪以来人本主义与科学主义渐消渐长的冲突线索。个人主体性的失落并非是人本主义自身的败绩，而是关乎科学自律性在当下是否可能的问题。科幻文学在此则通过超越人的视野，从而创制了一种“人类世”的文学。在飞氘的《奥德修斯之音》中，人们可以轻易地察觉到其中的人文主义精神是以对世俗的人类经验的超越达到的，而这也正是“人类世”概念的核心所在。自从鲍尔·克鲁岑与威尔·史蒂芬于2013年提出“人类纪”这一概念，并且用以区别于上承1万年前自最近一个冰川期结束之后的“全新纪”之后，这一概念本身就包蕴着更多人类在重重危机中反观自身来路与去路的意味。小说《奥德修斯之音》中关于文明终结之后的震撼描绘，无疑证明了今天的科幻文学出发的起点，更多是对现代化机遇和与之并存的危机所有可能发展到何种程度的一份预言。正因为此，中国的科幻文学与世界的科幻文学才得以在现时代人类能否救赎与自我救赎的层面并肩而行，所以科幻文学的现实与启蒙意味又格外浓厚。

　　最后，我们也不妨将目光由科幻文学延伸到其他一些类型文学上面，如近年来侦探文学对纯文学的介入，便同样值得论者注意。如果说科幻文学在当前的意义更多还是向大众传达一种科学自律性的省思，那么侦探小说的“世情”意味就更加浓厚。如我们所知，这一文体曾经帮助先锋文学实现了自我启蒙的要求，但在今天，它对纯文学的启迪毋宁说是由文体过渡到了叙事层面，作家如何同现实打交道成为侦探小说最富有教育意义的地方。

　　孙凯亮：网络文学领域与前两年的IP盛况不同，2019年网络文学IP的市场估值缩水严重。但年底，由猫腻的网络小说《庆余年》改编的影视剧作热播，掀起了一阵阅读热潮。创作方面，已然走向成熟的网络文学也开启了自身向着日常向、欢脱风转变的转型之路，网络文学的现实感整体走强。作家群体的代际更迭是网络文学领域的又一现状，尤其是“90后”作者群体崛起，渐成网络文学创作的主力，会说话的肘子、我会修空调、七月新番和老鹰吃小鸡等成为起点新生代网络作家代表。

　　在作品类型上，以“梗文”“宅文”和游戏文为代表的二次元网文持续走热，游戏和动漫文化对网络文学的影响大大加深，如《诡秘之主》《我有一座冒险屋》等。以“打怪升级”为核心的玄幻文和仙侠文，开始融合都市文之长，向日常生活方向转型，诞生了都市玄幻、都市修仙等新类型，如《顾道长生》《大王饶命》等。另外，历史类网文仍以穿越架空为主，但专业性和合理性大增。《秦吏》《谋断九州》等考据翔实的穿越小说和思想精深的架空之作层出不穷，《大医凌然》《大国重工》等现实题材作品反响也较为热烈。

　　张柠：这五个方面的问题其实是有关联的。当代文学70年走到今天，我们重新面对大量的新问题和老问题。比如对古老的文学现实主义的新理解问题，比如文学写作中新的代际更迭问题，比如作为大众文学和网络文学的新类型问题，比如作为一种新经验和新范式的城市文学问题。新问题还没来得及处理，老问题带着新经验和新疑问又出现了。我们的确遇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大变革时代，因此，我们既要尊重传统，但又不能囿于传统。面对新时代的新经验，让老概念焕发新生机，是我们的文学研究和文学批评充满新活力的前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