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以冲突爆发以来，西方内部在该持何种立场以及怎样应对等问题上出现较大分歧和矛盾。在欧洲，多个成员国国内出现分别支持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的游行示威；政府层面，欧盟委员会内部各委员之间，欧委会主席冯德莱恩与欧洲理事会主席米歇尔、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博雷利之间，乃至欧盟一些成员国之间，政策立场相互冲突，互不买账，欧委会约800名工作人员联名写信给冯德莱恩对其偏袒以色列表示不满，更给人欧盟因巴以问题陷入混乱的印象。在美国，类似情况也在发生，立场不同的游行示威此起彼伏。有报道说，因对拜登政府的以色列政策不满，美国务院内部“有人辞职甚至各层面都在酝酿兵变”。西方内部包括美欧各自内部围绕重大事件出现纷争甚至乱象并非首次，过去几十年来特别是近20年来，2003年伊拉克战争、2011年利比亚战争以及2014年乌克兰危机爆发和不断升级等重大地缘政治事件，一再引发美欧之间以及各自内部的分歧和矛盾，最近的新一轮巴以冲突只是一个最新例子。

　　何以致此？一是美国霸权思维的负面效应加速蔓延和外溢。美国有全世界最多的军费、最强大的军队clash免费配置文件yaml，也是最倾向于对外使用武力的国家。如此巨大规模军费原本可以更多改用于民生福利，比如改变美国人均寿命在发达国家里垫底甚至不如一个低收入国家的尴尬现状，也应用于应对气候变化和全球发展难题等，但美国政府偏偏迷信武力，执念于霸权护持，在错误道路上狂奔。美国的黩武政策在国内引发越来越大反弹。本轮巴以冲突爆发后，拜登政府完全挺以色列并派出两个航母战斗群前往中东“助威”，这有悖于很多美国人的立场以及强烈反对本国军事介入的态度。对欧洲来说，个别国家和政治人士则是不问是非地一味迎合美国，甚至被称为欧盟内部的“美国代言人”，不但妨碍欧盟在巴以冲突这样的具体议题上形成共同立场，也破坏欧盟战略自主建设，加剧欧盟内部整体性的分歧和分裂。

　　二是西方价值体系陷入混乱。以美国为主导的西方国家长期在全球范围内散布和推广其价值观体系，比如“恢复民主秩序”“维护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民族自决”等，并以此为由进行一系列对外干预，结果却是带来更大的人道主义灾难和更多冲突战乱。这已引发美欧国家社会越来越多反思，加剧不同立场人群的对立，在非西方世界则引发对西方国家“双重标准”的厌恶和警惕。反映在这次巴以冲突问题上，美欧国家官方多站在以色列一边，但社会内部却有相当一部分人认为，巴以冲突正是由于西方特别是美国长期纵容以色列和在巴以问题上不作为乱作为的结果，也有更多人看到巴勒斯坦人在领土被长期占领以及在冲突爆发后陷入严重人道主义灾难的悲惨境遇。对比乌克兰危机和巴以冲突期间西方政治人物的一些言行，西方国家民众自然也生出价值错乱的感觉，因而很多群体觉得有必要发出自己的声音，表达自身立场。

　　三是利益层面的差异增大。美国作为西方“盟主”必然要求盟友包括欧洲国家为其全球利益服务，但一旦美方要求无理并有损欧洲重大利益，又必然会引发不满和反弹。随着美国实力相对下降，收割利益的方式变得愈发急功近利，欧洲从这种跨大西洋不平等关系中的所得减少、付出甚至牺牲却在增多。欧盟成员国之间历史、地理、禀赋、族群结构等各不相同，分歧和矛盾是常态，每遇重大问题更是往往会导致分歧和矛盾变得突出。这也是包括法德在内诸多国家内部示威甚至危机重重的原因，不少欧洲国家内部穆斯林群体持续增加，使得它们在巴以冲突问题上立场更加“纠结”。

　　不少西方舆论试图将西方内部的这种分裂和纷扰轻描淡写成“正常的意见分歧”，但这实际暴露的是某种战略迷失。美国近几十年来的一场场对外干预战争留下的基本都是教训，不仅虚耗国力并给对象国带去苦难，还对美国社会自身造成巨大创伤，包括“9·11”事件以来约有3万美国军人自杀。总统拜登自己也承认美国在“9·11”后犯了错误，遗憾的是美国并不改变战略，而是仍在全球广布兵力挑动对抗，在欧洲、亚太、中东均是如此。一次次的错误又一次次的“健忘”，与此同时社会伤疤在扩大、裂痕在加深，削弱美国社会的凝聚力和一致性。

　　较之美国，欧洲战略上的迷失有过之无不及。美国仍是全球唯一超级大国，继续拥有金融和军事霸权，自认为还能挥霍一阵。但欧洲实力下降连欧洲人自己都急得拍大腿，再加上内部不统一等一些先天不足的因素，继续折腾下去只会导致更难掌握自身命运，甚至可能沦为地缘政治的角逐场。而美欧之间以及各自的内部纷争正在变得更加频繁、激烈，这很可能预示着未来更大的裂痕和冲突。（张健作者是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副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