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法典第1234条规定了一种兼具公私法律责任之表征的生态环境修复责任，其法律性质存疑。若欲解决定性问题，须同时结合对条款中关键要素之法律属性的解析。以逻辑主义的方法从利益目的、权利义务的角度出发进行概念属性区分。论证了生态环境应属公共利益而非私益或国益，修复请求权的基础权利来源于生态环境职权，而非自然资源所有权和环境权。民事责任说所立论的要点难以完全解释生态环境修复责任。公法责任说、混合责任说和专门环境法律责任说具有一定可取之处，但存在不足，需要对其加以改造。功能主义为逻辑主义的例外，其以问题为导向，注重规范实现的功能，要求进行规范统合。以功能主义之进路统合分歧，论证了修复责任系公法属性、私法途径的专门环境法律责任。

　　伴随着工业化进程的不断加快，生态环境问题亦层出不穷，环境资源类案件频发，例如泰州天价污染赔偿案、万峰湖流域生态环境保护案、进口“洋垃圾”污染案、中化重庆涪陵化工有限公司环境污染案等等。在工业化推进的同时，也需要注重工业发展与生态文明建设之协调，以实现工业化的高质量发展和绿色发展。因为生态环境的自然恢复周期较长，一旦造成生态破坏、环境污染，短期内难以快速恢复，破坏或污染状态的持续会对自然界乃至社会产生较为长期的不利影响。因此必须对有关生产、作业等行为加以规制，既要保障新型工业化的持续推进，助力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又要保障不对生态环境造成不良影响。

　　法律需要对此要求予以回应，以及时为新型工业化发展提供法治保障。通过为行为人设定环保义务，以及为相应管理行为提供法律依据，在行为人违反义务造成生态环境损害后，可据法对其施加法律责任，令其为自己行为承担不利法律后果和接受非难。更重要的是，生态环境涉及不特定多数人的利益，或直接或间接、或短期或长期对其产生影响，但是传统的责任形式出现了一定的不适应性，不能完全实现救济功能，需要予以调整。通过对民法典侵权责任编第1234条之规定，由此在私法基本法中创设了第二性的生态环境修复责任。但这并非首次在我国法律体系之中出现关于生态环境修复之规则，通过对现行法律体系进行检索发现，其中体现有生态环境修复之意的法律规范诸多，遍及公私法规范。除民法典第1234条外，其他相关规范诸如环境保护法、长江保护法、海洋环境保护法、青藏高原生态保护法等均有所体现。但实际上，以上规范中除民法典第1234条和青藏高原生态保护法第59条第2款外，其余规范所设立的均为政府的环境修复职责即第一性环境义务，而非法律责任。通常所述之法律责任系狭义的法律责任，即因违反第一性义务而引起的第二性义务，为行为人所承担的不利法律后果、受到的否定性法律评价等。本文所讨论的生态环境修复责任系第二性的环境法律责任。另外，对于青藏高原生态保护法第59条第2款之规定，就其内容而言，系对民法典第1234条生态环境修复责任和第1235条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责任意涵之重申。故而本文对生态环境修复责任的研究系以民法典第1234条为主要分析对象。

　　值得注意的是，通过条文分析发现第1234条所规定的生态环境修复责任兼具公私法之特征，即其存在公法因素却置于私法之中，其法律性质并不清晰，对其理解存有疑问。具体而言，在学界存在私法责任说、公法责任说、混合责任说、专门环境法律责任说等多种学说之争，并且尚未形成定论。法理说理不力不明，责任的法理基础不明确，不利于未来相关制度规则的进一步建构，需要予以明晰。对修复责任法律性质之探究通常需要结合对第1234条中一些关键要素的解析，需要明晰其法律内涵或属性，以作为证成修复责任法律属性之辅助或论据。这些关键要素本身的法律属性具有一定的模糊性，存在一定解释空间，诸如学界中对“生态环境”的利益属性存在公益、私益和国益等不同理解；对作为请求权主体的“国家规定的机关或者法律规定的组织”，其请求权之原权利来源，可存在来源于自然资源所有权、环境权和环境职权等多种理解等等。以上要素需明晰其属性，否则将在理论层面有碍责任法律性质之确定，进而不利于未来修复责任的相关制度规则之构建和完善，而且在法律实施层面上，也不利于条文理解、法律适用，有碍立法目的实现、受害利益救济、社会和谐稳定等。因此，若欲要解决生态环境修复责任的法律性质问题，则必须要先解决其中个别关键要素的法律属性问题。

　　根据传统法学理论，逻辑主义以潘德克顿法学为圭臬，偏重以权利义务为内容展开规范设计，其要害是从内在规范逻辑上区分不同的概念，择一适用，强调对法律概念的分析，进而生成立法定式，确定法律体系的建构基础。有别于逻辑主义，功能主义系以现实主义法学为其思想渊源，其以社会问题为导向，要求法律兼顾多元的功能或价值，形成法律规范的统一、融合，以实现特定社会功能。但功能主义并非对逻辑主义的根本否定，其淡化了对极区分，制度统合仅作为规范分立的特殊例外而存在。因此，本文首先以逻辑主义之视角审视、区分条款中重要构成要素所可能体现的不同法律属性，以明晰其内涵，以为其后的法律定性作学理铺垫。尔后运用功能主义的方法，统合不同规范及利益，以解决生态环境修复责任之定性问题。

　　基于对民法典第1234条之文义解释以及第七章环境侵权责任之体系解释，认为修复责任实际救济对象应为“生态环境”。当前学界对“生态环境”所体现的法律利益存在公益、私益与国益之不同解释，其中以公益说为主流观点。私益和国益之说不过只是基于不同权益理解的角度进行的解释，即国家自然资源所有权和国家生态环境利益，但论其权益主体均指向国家，此两种观点具有统一性。私以为“生态环境”应为一种公共利益，其私益之表征不可掩饰公益之本质。原因在于：

　　“生态环境”不仅涉及国家利益，同样涉及公众的利益，诸如人身权、财产权以及公民环境权。国家对人民权益负有保护职责，应促进人民福利或至少不使其权益受损。故国家行使生态环境修复以及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请求权，不应孤立地认为是为了国家自身的“私人利益”，由国家行使系出于更好维护人民权益之目的。自然资源本身究其实质是一种公共性利益，私以为在民法中规定国家自然资源所有权，更多的是基于管理上的便利之考虑或目的，为相应管理行为提供法律依据，是一种立法技术的体现。在表面上看，国家自然资源所有权的行使方式具有一定私权色彩，如具有占有、使用、收益、处分的权能，但实质上二者并非简单对等，此时所谓的私人利益范围实际与公共利益范围相重合，不能就此将其等同于一般意义上的私权利。其四，如若认为在请求修复生态环境的场合下，国家系基于私益主体的身份，则此时发生了私益主体与公益主体、公共利益与私人利益之重叠，如此将致使公益与私益在部分领域之中界限模糊不明，造成公私法律体系、理论体系混乱，以及导致对公益之理解混乱。综上认为“生态环境”应为一种公共利益而非私人利益，既非国家之私人利益，更非个人之私人利益即财产权，因救济对象为公共利益而使得生态环境修复责任具备公益属性。

　　另外，在修复语境下的“生态环境”所体现的应为生态利益而非经济利益，因修复重在生态环境服务功能的恢复，对财产权的救济不在生态环境修复责任之列。

　　请求权系由基础权利而发生，必先有基础权利，而后始有请求权。对于请求权主体即“国家规定的机关或者法律规定的组织”之请求权的基础权利来源或依据，存在国家自然资源所有权、环境权抑或基于因生态环境职责而产生的生态环境职权之不同理解，同样对于请求权主体地位亦对应存在自然资源所有权主体、环境权主体抑或生态环境职权主体之不同理解，私认为应属后者，分析如下：

　　其一，根据我国宪法规定，国家所有即全民所有。国家这一概念是抽象而出以作为代表全民的主体，国家行使自然资源所有权系为人民代管理自然资源，国家更多担任的是管理者、保护者而非私权所有者的角色。其二，基于前文分析，自然资源本身究其实质是一种公共性利益，请求修复的主体不仅包括“国家规定的机关”，更是包括了“法律规定的组织”，这从侧面印证了自然资源的公共利益属性。其三，“自然资源所有权主体”或许可用于解释部分“国家规定的机关”如政府机关，但却并不能用于解释“法律规定的组织”，因自然资源为国家所有，社会组织并不享有自然资源所有权。而且在实务中由检察机关提起的诉讼案件居多，但检察机关同样无自然资源所有权。

　　其一，主流观点认为环境权是一种基本人权，为第三代人权。而人权是一种对抗政治国家的权利，其为国家设定义务。环境权是在生态危机背景下，公民“为权利而斗争”的环保运动中争取而来。环境权的主张正是出于对政府权力的不信任，其目的之一就是以环境权来保障公民权、限制国家权力。

　　其二，环境权的主体存有一定争议，但一般认为环境权为公民环境权，系公民享受清洁、健康、美丽的良好生态环境之权利。环境权不同于传统的物权及其他权利，其客体虽为以物质形态存在的环境及其构成要素，但其内容却是从物质的客体中呈现出来的生态的、文化的、精神的或审美的利益。因而环境权是一种生态的、文化的、审美的精神意义上的权利，仅能为拥有自然生命的主体所享有。而国家作为抽象人格的政治主体、法人及社会组织作为拟制法律人格的主体，实际上不可能享受此项权利。值得注意的是，法人的自然资源开发利用权、排污权等不属于环境权的范畴，因其与环境权的来源与性质不同，资源开发利用权与排污权系经许可而获得的用益物权，而环境权则是源于天赋的具有生态利益、精神利益的基本人权。

　　其三，国家负有环境保护、管理和改善职责，以使公民得以享受清洁、健康、美丽之良好生态环境。同时根据萨克斯教授所提出的公共信托理论，空气、阳光、水等人类社会所必需的环境要素为全体国民的“共通财产”，任何人不能任意对其占有、支配和损害。为了合理支配和保护该“共通财产”，共有人作为委托人将其委托给国家进行管理，国家作为受托人须对全体国民负责，不得滥用委托权。故而于环境权语境下，国家更多担任的是义务者的角色。

　　应认为修复请求权之基础权利系基于因生态环境职责而产生的生态环境职权，此时请求权主体系作为生态环境保护职权或职责主体。不过此处的环境职权需作广义理解，即检察机关为维护公共利益而提起环境公益诉讼的职权同样也被包括在内。

　　对于国家规定的机关而言，第一，基于前文分析，国家作为生态环境职责主体，负有生态环境保护和改善职责，在生态环境遭受损害时，有义务请求侵权人承担修复责任，有义务予以保护、修复和改善生态环境。同时，为更好地实现职责、履行义务，需具有相应的、足够的权力，由此产生了环境职权。从外部表现看，国家规定的机关请求侵权人修复生态环境既是职责亦是职权。第二，根据第1234条之规定，如若侵权人未在期限内修复，则请求权主体“可以自行或者委托他人进行修复”。如此规定正是国家生态环境职责使然，为职责属性之体现，因为生态环境的保护、修复与改善才是目的，处罚侵权人不是目的。第三，生态环境损害赔偿与生态环境修复同为生态环境损害责任之责任承担方式，在《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改革方案》中规定，国务院授权省级、市地级、区县级政府作为本行政区域内生态环境损害赔偿权利人；同时亦规定其“对磋商或诉讼后的生态环境修复效果进行评估，确保生态环境得到及时有效修复。生态环境损害赔偿款项使用情况、生态环境修复效果要向社会公开，接受公众监督”。以上规定内容同样说明职责属性，此时规定政府作为赔偿权利人，一是为实现职责而需有相应职权；二是便于代人民行使权利，因为全体国民是一个抽象概念，在案件中需要具化权利主体否则无法审理和裁判，政府作为国民之代表，便于在具体案件中主张权利、表达诉求、维护人民利益，故而究其实质，人民才是真正的权利人。

　　对于法律规定的组织如公益性环保组织，其环境保护职权具体表现为环境公益诉讼的诉权是由法律所赋予，为维护公共利益而行使诉权，履行维护公益之职责，在诉讼情形下与国家规定的机关发挥相近作用。

　　综上，因修复生态环境请求权的基础权利为一种公职权，而使作为请求权主体的“国家规定的机关或者法律规定的组织”在生态环境修复责任语境下实际具有一种公主体的法律地位。

　　该说据以认为其为民事责任的两个关键要点为“填补性”以及“整体救济”，下文将对该两点分别予以回应。侵权法中的填补不仅意味着要恢复受害人被减少的财产额，更意味着使受害人的利益状态回复至倘若损害并未发生时应处的状态。侵权法产生了完全赔偿原则和禁止得利原则以实现其填补功能，前者要求完全填补受害人之损害，使其利益状态回复到损害发生前的状态。后者系指受害人不能因损害赔偿而获得超过其损失的利益。然而，生态环境修复受限于现有修复技术或方法，不能将生态环境恢复至未受破坏前的境况，修复度无法达到百分之百，即完全修复，故生态环境修复责任并不符合填补性之特征。同时，生态环境修复责任仅救济生态利益即只是对受到损害的生态环境服务功能及其价值等的修复，并非对生态环境损害的整体救济，其救济范围并不包括受害者的人身利益、财产利益，后两者由传统侵权法予以救济。

　　另外，民事侵权责任承担方式中的恢复原状同生态环境修复有一定的相似性，亦有观点从此角度认为修复责任是民事责任。但生态环境修复与恢复原状本质上并不相同，不可类推。经分析认为具体不同之处如下：

　　综上可知，民法上的恢复原状虽与生态环境修复有一定重合，但是其并不能完全包括后者。前者为私法上的救济，而后者主要体现为公法上的救济，在修复过程中需要公权主体、公共机构的介入，需要有区别于私人利益的公共利益衡量机制和保护机制，这是私法难以顾及的。

　　另外，2020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环境侵权责任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3条规定：“合理判定侵权人承担停止侵害、排除妨碍、消除危险、修复生态环境、赔礼道歉、赔偿损失等民事责任。”但2023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生态环境侵权责任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却删除了相关规定亦可作证，民事责任说失去了其法律依据。

　　对于公法责任说，其认为修复责任以公共利益保障之目的为基础，私法将意思自治奉为圭臬，而私人意志可能与公共利益相违背，此时唯有公法性责任能够有效制约责任主体，同时，考虑到生态环境修复的复杂性与专业性，只有通过行政机关发挥公权力主体的优势，才能保证受损生态环境得到妥当修复。以上观点基本可取。但该说亦存在不足，其过度强调公法侧面，忽视了私法机制的重要补充作用，排斥私法救济机制的介入，认为修复责任应建立起以“行政磋商修复、行政责令修复、行政代履行修复”为主导的公法实现机制。公法责任说与私法机制融合困难，不能较好衔接。实际上民法典第1235条规定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可以作为生态环境修复的替代履行方式。同时，该说亦忽视了立法者选择私法救济途径之事实。从某种程度上讲，虽然公法责任说的基本观点存在可取之处，但其所倡导建构起的制度范式完全推翻了现有民法所建立起的修复责任的基本模式，对现实司法实践中遇到的适用问题所能发挥的说理作用甚至可能小于民事责任说。

　　混合责任说表面上兼顾修复责任指所有特征，并将其适配于不同属性的法律责任之中，但实则是对生态修复责任定性的回避，缺乏更加深入的研究，同时亦混淆了法律责任与责任实现机制的概念，存在推演逻辑倒置的问题。

　　功能主义以问题为导向，并不强调概念之界分、规范本身逻辑之自洽，而是注重法律能否解决特定社会问题、救济受损利益以及适应经济效能的变化或政策需求，从而实现特定的社会功能，具有灵活性特点。为达特定功能实现之目的，功能主义要求制度统合，可以突破既有的规范逻辑，承认不同概念、规则之间的交叉重叠，统合多样化的制度或规范，“以多对一”应对复杂的现实。法律是实现目的的一种手段，具有满足社会需要之重要功能。功能主义进路的精髓正在于，应当从全部法律制度的整体出发来理解这些解决方法，尔后考察以上方法产生原因以及功用之所在。功能主义系从功能导出规范，以功能决定形式，其不同于以往因为有怎样的规范所以具有怎样的功能之推导过程，而是说因为要实现某种功能所以需要考虑如何来构建规范。在功能主义看来，制度、规范间不是泾渭分明，而是可以进行统合，应不局限于特定规范逻辑，关注于问题本身，整合规范以解决问题。

　　本文采用功能主义之统合进路同时结合前文所论，私以为生态环境修复责任系公法属性、私法途径的专门环境法律责任，具体论述如下：

　　法律责任性质划分系根据违反的法律规范的性质，违法的规范为公法，法律关系属于公法法律关系，即为公法责任，私法责任亦然。因此有必要回顾公私法划分标准问题。对于该问题存在四种主要学说，即利益说、隶属说、旧主体说和新主体说。以上学说既是公私法律的划分标准，同样也是公私法关系的划分标准。前三种学说均存在缺陷，融合了隶属说和旧主体说的新主体说亦称修正的主体说系当今之通说，其说略谓：公权力者以公权力担当人的面目出现，形成公法关系，否则即为私法关系。但亦有学者在论证修复责任的性质时依凭利益说，这存在不妥之处。利益说以法律保护的利益为公共利益还是私人利益而区分公法和私法，但私法中亦包含公共利益如公序良俗，公法如社会保障法亦直接关乎个人利益。虽然根据利益说可能亦不影响得出修复责任具有公法责任属性之结论，但其说理存在缺漏。

　　具体到生态环境修复责任之中，其所救济的利益应为一种公共利益，即全体国民对于生态环境服务功能和价值所享有的生态性、精神性和审美性利益，修复生态环境系出于公益目的；请求修复生态环境的“国家规定的机关或者法律规定的组织”其基础性权利根源于因履行生态环境职责而需要具有的生态环境职权，为生态环境职权的衍生性或保障性权利，就其请求权主体的地位而言，系可代表公众利益之公主体。即第1234条中国家规定的机关和法律规定的组织系以保护公共利益的环境职权或职责主体的面目出现，此时实际应为公法关系。故而生态环境修复责任实质上具有公法之性质。而且，虽然在现实层面私法规范中可以存在以保护公共利益为目的的条款，但此类规范在法理层面不能当然进入私法体系之中，在实质上仍属于公法规范之范畴。故而生态环境修复责任之公法责任性质并不因其置于民法之中而改变。

　　民法典第1234条选择使用“请求”而非“要求”，二者系含义明确不同的法律术语，其区别主要在于对方有无选择自由、选择余地。从条文规定看，侵权人如若未在期限内自行修复或委托他人修复，将承担赔偿修复费用之责任即“所需费用由侵权人负担”，实际相当于侵权人以不作为的方式拒绝承担修复责任并选择承担损害赔偿责任。而行政主体通常可直接行使职权即“要求”以实现目的，与第1234条所体现之意不同。而且从法律后果看，侵权人如若未承担修复责任，并不会因此遭到额外的惩罚如罚款等，不同于行政责任。因而该权利至少在外部表现形式上具有请求权之表征，即“国家规定的机关或者法律规定的组织”请求侵权人承担修复责任在立法上实际选择了一种私法救济途径，生态环境修复责任具有一定私法表征。尚需要回答的问题是立法为何选择私法救济途径，因为以行政手段维护公益的效率往往比司法手段更高。

　　之所以采取私法途径，或因为生态环境修复问题过于复杂，具有地域性、时限性、行业性又往往依赖特殊的情境，同时修复工作具有专业性、高成本特点，侵害人或囿于经济能力或囿于专业能力而缺乏实际修复能力，以行政手段径直要求侵权人承担修复责任并不一定有利于及时恢复生态环境，因此需要进行个案判断。一般凡请求权均伴有诉权，在对方当事人不依请求履行义务时，请求权人可诉请法院强制对方当事人履行义务。此时交由法官根据案件具体情形、具体的损害类型及程度等来确定恰当合理的责任承担方式，更有利于生态环境和社会的双重修复，实现生态环境和社会的双重救济，采用“请求”的私权救济途径具有更佳的实施效果和公共利益救济效果，因此私法途径与公法属性并不冲突，二者殊途同归。

　　其一，生态环境修复责任区别于民事环境侵权责任。第一，基于前文分析，修复生态环境所救济利益系公共利益而非私人利益。第二，生态环境修复责任之发生前提为需满足违法性要件。民事环境侵权责任则不以违法性为要件，其仅要求具有损害行为即可而非必须为违法行为，甚至行为合法如排污符合排污标准亦不可作为侵权的免责事由。而修复责任的发生则要求具备违法性要件，说明法律将修复责任作为一种特殊法律责任或是作为一种更高位阶、更为严重的责任形式，需要限制其适用，不可轻易发动。

　　第三，生态环境修复责任之归责原则系过错责任原则。民事环境侵权责任则采无过错责任原则。虽然在理论层面上违法性与过错存有一定区别，即前者为客观的违法性而后者为主观的违法性，但在实证法层面，我国法实际上并没有区分违法性要件和过错要件。过错责任原则中的“过错”系指主观上的过错，但对其实际认定往往需要主客观结合加以判断，即结合行为人的外部客观行为以作为确定其主观心理态度之依据。例如，民法典第1200条关于教育机构的过错责任之表述以及第1222条推定医疗机构有过错的情形等。因为过错具有极强的主观性，而且同时与道德因素、心理因素等相关联，过错本身不易判断，以外部、客观、清晰的违法行为之标准可以作为证明存在主观过错之佐证。不过，需注意的是，根据过错客观化理论，此时外部客观标准系以一般人的认知和通常行为作为标准，而非行为人标准，即以作为社会上一个合理的人或善良管理人所应尽的注意义务为标准，未尽义务即说明存在过错，而该客观过错标准通常正是由法律规定。因而此时违法性要件往往与过错发生重合，即“违反国家规定”的违法性要件在条文中实际作为过错责任原则之形式法律表现或映射。

　　此时产生的问题是生态环境修复责任为何会采取过错责任原则。一般认为过错原则的适用，一方面，或与保障自由有关，即为保障私人行动自由，划分责任的边界、不自由的边界，仅在存在过错的情况下才承担责任。个人主义哲学的自由意志理论是过错责任乃至自己责任的思想基础。民事环境侵权责任亦采无过错责任原则，故环境类法律责任实则与保障自由无关。另一方面，或与所承担责任后果的大小有关，一般后果越严重，越会克制其适用，限制适用条件，不会轻易发动国家机器予以制裁。生态环境修复责任可能即因为其后果较为严重，因修复环境往往需要付出较大成本，生态环境的恢复周期长，需要长期维护、长期的投入；生态环境修复内容或范围较大，因为生态环境具有连通性、整体性、联系性，单独修复某一因素并不能实现环境之真正改善和恢复，故修复并非仅对某一环境因素的修复而是对于环境整体的修复。立法采取违法性要件同样是基于该原因。

　　以上之不同之处注定了生态环境修复责任与民事环境侵权责任之实质不同，应将修复责任同私法上的环境侵权责任相区分机场不支持clAsh，不宜打破民法救济私人利益之现有格局。

　　其二，有别于通常之行政责任。基于前文分析，在生态环境修复责任中的权利行使方式为“请求”，采取了一种私法救济途径，而非行政法上通常所使用的“要求”，此时相对人尚有选择之自由。而行政法上，行政主体往往可依其行政职权而直接实现目的，不必采用私法途径。而且，在侵权人逾期未履行修复责任时，并不会受到额外的惩罚如罚款。因此，生态环境修复责任的内容实际上无法为传统行政法中的行政责任所涵盖。其三，更不同于刑事责任。无论是从责任内容判断，同刑法分则之现有规范类比，还是从罪刑法定原则以及刑法的目的出发，均不可将其认定为刑事责任。

　　综上可知，生态环境修复责任的制度机理实质上已超了现有责任类型之范围，其责任的承担可能与民事责任、行政责任和刑事责任发生一定程度的交叉重叠，但又无法将其完全归入某一类责任之中，故不宜也无法将其定性为某一现有责任类型。应超越现有规范之藩篱，将生态环境修复责任单独作为一种新兴的专门环境法律责任，即以功能主义吸纳、统合不同制度、责任形式中有利于恢复和改善生态环境之规则来构建以更好解决环境问题为导向的专门的环境责任体系，从而使其得以获得更大的包容度、灵活度，进而更加有利于在环境资源类案件中实现公益救济之功能或目的。

　　民法中生态环境修复责任之设定，正是绿色原则的体现，以有助于该原则的贯彻落实，同时亦为对民法与环境法之间构建沟通衔接机制的尝试。故而修复责任在探索适用的过程中，难免会遇到理论争议问题，同时，修复责任的有效落实还需要继续完善相关配套衔接机制。因此需要通过学理分析予以解决，以畅通未来相应责任制度构建之路。生态环境损害类案件的责任承担方式具有特殊性，可能根据案情而涉及跨部门的多种法律责任，如赔礼道歉、损害赔偿、修复生态环境、罚款、责令停止生产、责令整改等。环境资源类诉讼以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的形式居多，此外还有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环境行政公益诉讼等等。可能涉及多种责任形式才能实现对受损利益整体救济的环境资源类案件，却必须要选择适用民事、行政和刑事诉讼之一种，而单独适用不同程序，面临割裂风险，因此需要运用功能主义的方法统合现有制度规范。值得关注的是，生态环境法典业已列入第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规划，正提供了此种难得的契机。届时应将生态环境修复责任及其配套制度如认购碳汇、劳务代偿等替代性修复方式置于法典之中，作为专门环境法律责任形式，以此为中心构建系统、合理的修复责任体系，为修复责任的适用提供相应的更加合理的实体法依据。

　　王思维 桂雅婷｜刑法视域下流量劫持行为的规制路径——以涉危害计算机信息系统类犯罪的24则刑事判例为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