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5月底的美国是一个矛盾混合体。新冠疫情造成的死亡人数超过十万人，比过去几十年美军死亡人数加起来还多，美国例外的想法在疫情面前不堪一击，而特朗普到底该为此负多大责任，成为各方讨论的焦点；中西部明尼苏达州黑人遭白人警察虐杀的案件继续发酵，全美反抗种族主义的抗疫失控成为街头暴乱，再次揭开美国一直无法解决的社会疮疤；与此同时5月30日，“钢铁侠”马斯克的私人航天公司SpaceX成功将载有两名NASA宇航员的龙飞船送上太空，与国际空间站对接，为更经济的私人航天再下一个里程碑，也宣告自2011年航天飞机退役之后美国依赖俄国联盟号飞船执行载人航天任务历史的结束。

　　SpaceX的成功在遭遇史无前例的社会动荡和疫情难题关键时点，为美国注入了难得的科技乐观主义，仿佛51年前阿波罗登月成功时那样。恰如马斯克一再提起的征服火星的梦想，私人航天也唤起了一种久违的开拓新边疆，探索人类未知领域的冒险精神，而且这种探险不再是国家的专利，更不用说未来可能大爆发的太空商业旅行让千万富翁们都可以“过把瘾”。

　　但即使在1977年，耶鲁大学教授尼尔森（RichardNelson）在《TheMoonandTheGhetto》（月亮与贫民窟）一书中就提出，登月容易，相比之下减少贫富差距，处理种族冲突要难得多。而这些难点恰恰戳中了美国当下的科技乐观主义的盲点。开拓新边疆，不仅因为拥有新科技发展的推动力，而且因为缺乏阻力，这一点常常为人所忽略：登月不会动谁的奶酪（既得利益），登月甚至可以给军工集团带来更多的利益，要知道，在阿波罗计划的鼎盛期，NASA占美国政府预算的比例超过5%，而以马斯克为代表的一系列私人航天努力，背后也代表大规模风险资金和高科技公司的利益。相反，要解决贫富差距问题，处理棘手的种族冲突，背后的利益纠葛纷繁复杂，需要动许多富人的奶酪，并非是用一套新技术就立竿见影能解决的。套用移动互联网时代的流行语，这些问题并不是一个APP就能搞定的（科技万能主义的口头禅通常是：There’sanappforthat，一个应用就搞定）。

　　《纽约时报》专栏作家杜西特（RossDouthat）在新书《TheDecadentSoci－ety》（颓废堕落的社会）中，对美国盛极而衰做了一番透彻的分析，痛感美国的“堕落”。

　　杜西特认为，晚近发生的推动科技快速迭代的科技乐观主义，实际上已经堕落成为科技的自吹自擂主义，一方面代表了少数投资人和创业家的自负和自满，另一方面则隐含了真实世界的停滞与虚拟世界繁荣之间的脱节。除了科技一骑绝尘之外，现实世界并没有巨大的改变，尤其在基础设施的建设停滞，而商业模式的创新也放慢了之后，这才是当下美国最显著的特征。

　　有人会争论，科技加速到来的判断难道错了？自从智能手机被发明之后，移动互联网的确给人的工作和生活带来了巨大的变化。杜西特却质疑说，这种变化真实么？还是只是认知的变化？当五月最后一周的周一，又一个黑人被白人警察压倒在地，被压着脖子窒息而死的镜头引发全美各地的骚乱时，杜西特的观察似乎并没有错，这样的镜头与十年前，二十年前的镜头几乎没有改变。如果说有差异，则是社交媒体推动这段视频的传播速度以几何级激增。

　　普通美国人感受到的改变，可能只是因为注意力变得更分散了，更碎片了，才会被唾手可得的信息碎片所刺激，以为工作和生活的节奏在加快。而在现实世界中，虽然总是被人承诺改变（奥巴马2008年的竞选口号就是“改变”），却发现现实中已陷入几十年的停滞。种族主义伤疤被再次揭起，“黑人也是人！”（Blacklivesmatter！）的口号被再次高喊，背后是社会问题一而再再而三地被掩盖而不是真正被解决。

　　而这恰恰是杜西特所提出的美国堕落的更根本的特征：政治的僵化与经济的寻租并行，阻碍了真正的改革与发展。被捕获的经济，僵化的监管、阶层固化、寻租普遍、修修补补又三年、利益纠葛盘根错节、改革需要绕道走、很多时候是原地打圈圈……这些都是对美国堕落深刻的观察。

　　美国政治上的僵化，突出体现权贵资本主义的兴起和政治旋转门的双向流动。美国政治传统意义上的旋转门，允许官员/公务员在退休之后可以加入私营部门赚钱，也算是为几十年“低收入”服务大众的补偿。但旋转门如果变成真正意义上的双向旋转门，入而政客，出而说客，跟随不同政党上下台而轮替，那么这些政客就真正堕落成为既得利益的发声筒，他们所谓的“服务社会”云云，都是为利益输送打的幌子。这也是为什么特朗普能够上台的一个原因，很多人认为他作为亿万富翁，不再会被利益所裹挟。但现实却是，打着排干沼泽”（华盛顿原本建在湿地上）的特朗普上台之后只是把政治交易做得更加明目张胆而已。

　　既得利益阶层对经济的捕获则体现在服务内部人的过度监管、让富人受益的持续降低税负，对美国梦的垄断，以及改革的裹足不前。黑石的老板苏世明就曾经把那些希望取消特别税务豁免的提案（他本人深受其益，提案对他意味着加税）比喻成为德国对波兰发动的闪电袭击。

　　即使奥巴马这样打着改革旗号力图推动改变的政客，也无法逆转美国政治的僵化，因为官僚系统和利益集团的捆绑已经根深蒂固了。九十年前罗斯福新政时还没有那么多利益集团，上世纪六十年代美国总统约翰逊（LBJ）推动平等法案的改革遇到的抵抗也并不多。美联储前主席沃尔克在自传《坚定不移》中还称道上世纪七十年代的华盛顿仍是一个洗尽浮华的中型城市。但是到了奥巴马要推动改革，面对的却是已经盘根错节的利益纠葛，甚至他八年任期内唯一的成就奥巴马医改，也不得不依赖复杂低效的规避手法、遮遮掩掩或者推迟的增税计划，再加上一些“善意的谎言”来推动，且无法带来真正的改变。

　　奥巴马在医改后不久就奉行“不要做蠢事”（“Don’tdostupidshit”）的行事原则，其实是他推动改革遭遇挫折之后选择的“修修补补又三年”的得过且过clash节点导入教程。只是这种折衷虽然致力于解决当下最紧迫的问题，却在裱糊的过程中加剧了大厦坍塌的风险。

　　首先，贫富差距拉大，阶层固化严重。美国是发达国家中贫富差距最大且圈层化最严重的国家。美国在监狱、国防和医疗上政府购入在发达国家中占比最高。而这三项数据又分别与严重的种族冲突问题，对外行霸权，以及医疗缺乏效率和缺乏全民医保相关。

　　种族矛盾与医疗问题在新冠疫情中又被凸显出来。以与明尼苏达州一样处于中西部锈带的密歇根州为例（也是汽车城底特律所在地），当地黑人占总人口的比例不超过15%，但是黑人占感染新冠和死亡人数的比率都超过三成。黑人普遍中低收入，更多从事需要与人接触的服务工作，且医疗保障不足，因为食用不健康的垃圾食品而患肥胖症和心血管疾病的人比例更高，这些都让他们更容易成为新冠的受害者。

　　其次，美国民主制度也距离开国元勋的理想越来越远。美国民主分权制衡的基础是各党派的合作，而合作的前提妥协机制却被大为侵蚀。原先两党政客虽然有不同意见，但仍然能够在民主的机制下保持一定程度的协作，现在却越来越走极端。

　　竞选时间越来越长，花费的经费越来越多，引发金权政治。候选人更加依赖能够提供巨额政治献金的富豪，而富豪捐款主要是为了推进符合自己利益的政策，对于政治中的折中派（中间派）没有兴趣，这就导致政治上越来越偏激。当然，这也与美国普通老百姓对政治生态的恶化不满有关。

　　2016年大选前，华尔街著名的量化对冲基金复兴基金的联席CEO，亿万富翁默瑟（RobertMercer）就从大数据分析中洞察出选民的心态变化：因为选民对职业政客充满不满，只有局外人才可能赢得大选，他因此把赌注放在特朗普身上，成为推动特朗普上台的幕后大金主。

　　社交媒体发达所强化的圈层化和观念的极端化，日益压缩中间派政治家的生存空间。智能手机和社交媒体的发达，让人与人之间的关联变得更容易，但是代价也非常高昂。社交媒体的可选择性——貌似自主却可能是被推送被喂养的——会让人更容易陷入自己的圈层，与认同自己或者与自己类似的人沟通交流，而过滤掉多元的资讯。其结果当然无助于妥协并谋求共赢，反而更会加剧极端与对抗。按照戴蒙德的说法，移动互联网技术发展的直接结果，反而是人与人之间紧密连接的社会资本变得越来越匮乏。

　　堕落不一定意味着马上就面临毁灭，甚至不一定意味着经济实力的下降，仍然可以在相当长时间内保持一定的活力，但明显发展已经缺乏了方向感，也缺乏了创新以改变的能力。美国的这种堕落本质上是在物质和技术水平已经发展得很高的情况下，出现经济的停滞、机构的腐朽和治理的无能。

　　而特朗普更是这种美国堕落的代表。他对于美国一手打造的全球自由贸易体系中出现的新问题，不去展现自身的领导力来解决问题，却试图利用关税和单方面制裁的大棒来让对手就范，甚至威胁退出全球治理体系，本质上是放弃对自己构造的秩序再平衡的努力。

　　“罗马帝国让我们醉心同时也让我们恐惧的，并不是它最终崩溃，而是它竟然能够在没有创造力、没有温情、甚至没有希望的前提下，仍然又持续了四个世纪。”诗人奥登（W·H·Auden）的这句话贴切形容了为什么僵化的帝国那么可怕，也颇适用于老大帝国的美国身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