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8月31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就香港普选问题作出决定[2]（以下简称“8·31决定”）。香港的“泛民势力”和“双学”[3]组织认为，与“中央对线日，香港大学副教授戴耀廷宣布“占领中环”正式启动（以下简称“占中”事件，“占中”运动）。金钟、铜锣湾、旺角等地相继被示威者所占领。至同年12月15日香港警方正式完成清场，“占中”事件共持续79天，示威人群与警方多次发生冲突。“占中”事件导致的直接后果即重创了香港经济。恒生股指受此影响9月份从25000多点狂泻至23000多点，国际炒家做空香港股市获利超过100亿港元[4]。是年，香港的十一假期旅游也大受影响[5]。

　　而在2016年2月8日夜间，传统新年的第一天，在香港旺角街头发生了严重暴力事件：众多暴徒用垃圾桶、木板、玻璃瓶攻击警察安卓clash如何添加节点，警察则用警棍和警用喷雾予以还击，甚至朝天鸣枪示警。[6]香港在暴乱中迎来了农历新的一年。事件中共有125人受伤，66人被捕。

　　在短短一年多时间里，香港发生了两起影响巨大的群体性事件，在香港以及内地造成了巨大的影响。看似独立的两起事件，其本质却是相同的。联系到香港近年来社会状况的变化，笔者认为有必要分析这两起事件的表象与本质，进而分析得出在香港发生这种群体性事件的深层原因。

　　从持续时间上来看，“占中”事件持续的时间长达两个多月。如果从7月2日香港“双学”组织号召学生进行罢课开始，则时间更长。从规模上来看，这次运动涉及的区域包括尖沙咀、湾仔、金钟、旺角、弥敦道、中环、铜锣湾等多处繁华地带。其中特区政府总部门口从10月3日开始被示威者堵住东侧入口，政府总部停止开放，香港公务员的工作遭受了极大影响。[7]同时，由于参与“占中”人群长期占据香港繁华区域，学校被迫停课[8]，公交车被迫改道[9]，给市民的学习、生活、交通带来了极大不便。[10]

　　相比之下，发生在2016年春节的旺角暴乱持续时间仅有一个晚上，所涉及的范围也仅仅是旺角附近一片区域。[11]但其激烈程度远远超过“占中”事件。暴徒在道路上设置路障，纵火，并用砖块、垃圾桶等物品袭击警察，致使旺角交通严重瘫痪。仅在事件发生当日，“香港警方就拘捕54人，涉嫌非法集结、袭警、拒捕、阻差办公、藏有攻击性武器、在公众地方行为不检等多项罪名。”“事件最终导致近90名警务人员及多名记者受伤。”[12]可以说这是“香港回归以来最严重的暴乱事件”。[13]

　　“占中”事件参与的人群涉及面广，除了以“双学”为代表的学生团体之外，还包括以“占中”三子为代表的高校教师和社会团体，以“泛民”为代表的立法会反对派，还有新闻从业人士、法律从业人士，甚至有幼儿园老师带领幼儿园的小朋友参加“占中”[14]。参加人数在最初即有近10万人[15]。

　　同时，反对“占中”人群也是一个庞大的群体。在“占中”运动开始之后不久，针对“占中”运动的“反占中”运动也随之展开。在“占中”活动甚嚣尘上的时候，“反占中”团体也针锋相对地开展了一系列游行示威，早在“占中”运动正式开始之前的2014年8月17日，面对少数极端派以占领中环闹市相威胁、违法硬推他们的政改主张的行为，香港主流民意终于爆发。[16]大批香港民众参加了“保普选、反占中”大联盟（后文简称“大联盟”）发起的“和平普选大游行”，表达各界落实“一国两制”方针和基本法，依法实行普选的愿望和诉求。[17]此外，“大联盟”还两度发起“反占中”性质的签名活动，人数分别超过151万人（2014年7月19日—8月17日）和超过183万人（2014年10月26日—11月3日）。[18]

　　值得我们注意的是，香港很多公众人士在“占中”事件这段时间中都以他们自己的方式参与到“占中”或者“反占中”行列中来。在香港文艺界，何韵诗[19]、杜汶泽[20]等一批艺人积极参与“占中”事件，他们有人在脸书发布有关“占中”运动的消息表示支持，有人亲自到“占中”运动现场参加运动，并为参与者打气助威。与他们的态度相反，以香港著名电影导演王晶为代表的另一批香港艺人则态度鲜明地反对“占中”。香港导演王晶撰文表示：“对‘占中’，我观察了很久，看到的是破坏法治、撕裂社会。”[21]香港著名演员成龙也在接受采访时表示：“我一直关注‘占中’事件，一小撮人伤害了几百万香港人，让香港损失了几千亿。有很多渠道去表达心声，你可以坐在家里，也可以去别的地方，你不需要站在马路中间。”[22]

　　在香港政界，政治团体或个人对“占中”事件表示支持或反对态度表现得更为鲜明。在香港立法会中，“泛民主派”议员通过各种方式支持“占中”群体。有人在立法会会议上就香港警方对“占中”示威人群使用催泪弹提出质疑，提出“停止使用暴力手段镇压和平示威的人群，并对做出使用暴力手段的官员追究责任”。[23]有人亲赴“占中”现场参加示威游行，在香港警方清场以后坚持不离开，其成员包括“壹传媒集团主席黎智英、民主党创党主席李柱铭、公民党党魁梁家杰、社民连梁国雄、‘人民力量’陈伟业”[24]等人。某些立法会成员邀请“占中”运动的学生骨干成员前往立法会开会、休息以及堆放物资，将立法会变成了“占中”运动的大本营。[25]当“占中”被警方清场，趋于失败的时候，反对派相关人士则希望借助外国势力，帮助“占中”运动死灰复燃。戴耀廷提出：“《中英联合声明》写明两国完全同意声明内容并予以实施，在国际法上，签订国有权利要求另一方履行”。而李柱铭则前往英国参加英国下议院“关于香港问题的听证会”，在会上以“当年美国、加拿大、日本及欧洲国家都曾有份大力支持《中英联合声明》签订，这些国家应该一同干预香港，向中国施压”的名义，请求外国势力对中国内政问题进行干涉。[26]

　　相比在“占中”运动中形成的两派尖锐对立，2016年发生的旺角暴乱却遭受了几乎“一边倒”的谴责。除了以“本土民主前线]等为代表的少数香港本土激进势力积极参与暴乱之外，其他政治势力、行业派别均对此次暴乱避之唯恐不及。以香港的政治势力为例，立法会中的建制派自然是对此事大加谴责。民建联主席李慧琼，工业界代表梁君彦等人在旺角暴乱发生过后的第一次立法会会议上就代表民建联和经民联“对暴徒的行为，予以强烈谴责”。[28]香港特别行政区长官梁振英也在暴乱发生后第一时间召开新闻发布会，表达他和特区政府对于暴力事件的意见。“对暴徒目无法纪的暴力行为，我和特区政府严厉谴责、绝不姑息，警方会全力缉拿暴徒归案，绳之于法。”[29]即便是在“占中”运动中对“占中”示威群体大力支持的“泛民主派”中的某些政治势力，也在不同的场合以个人的名义或以团体的名义对这样的暴力行为表示不满，甚至对警方开枪的行为表示赞成。民主党立法会成员胡志伟认为“当天的活动已经超越支持民主的市民的底线，特别是当连报道事实真相的记者也被殴打，大多数市民都不会同情参与者，更不会支持这种行为”。[30]民主党总干事林卓廷以个人名义发表声明，“现场的警力，袭击者的人数和武力程度，不足以应付当时的情况。……因此拔枪可以说无可厚非。”[31]民主党和公民党这样的“泛民势力”，虽然竭力将发生暴乱的责任归结到特区政府身上，但是在公开声明中承认“不容忍和谴责任何暴力和纵火行为”。“他们（笔者注：指参与暴乱的人群）必须承担使用暴力的法律后果。”[32]

　　2014年9月28日，国家副主席李源潮在会见全国港澳研究会港澳会员国庆访京团时，虽然没有明确提及“占中”事件，但强调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决定不会因为香港发生什么事情而改变。[33]10月14日，中联办主任张晓明在与部分香港立法会议员会见时表示：“‘占中’行动试图仿照颜色革命的做法，是违背‘一国’原则、挑战中央权力、漠视香港基本法的严重社会政治事件，是公然违反香港现行法律的非法活动。”[34]11月9日，习近平主席在听取香港特别行政区长官梁振英就香港当前局势的汇报时指出：“中央政府充分掌握香港情况和‘占中者’诉求，明白‘占中’事件挑战很大，认为这不仅是挑战特区政府，挑战管治，还挑战中央。对于外部势力，”“中央已和外国政府说明政改是中国内政，不容其他国家干预。”[35]12月3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兼香港基本法委员会主任李飞在一次讲座上表示：“任何变革都应当循序渐进，走稳妥路线，切忌急躁冒进主义，要高度警惕不顾实际而照搬外国或其他地区政治模式的倾向，防止陷入无穷无尽的政治纷争”。[36]

　　相比之下，旺角暴乱发生之后，中联办主任张晓明在2016年2月14日回应暴乱时指出：“强烈谴责暴徒蓄意兼肆意打砸烧的犯罪行为，强烈谴责激进分离势力越来越暴力并有恐怖倾向的活动，强烈谴责鼓吹‘暴乱有理’的奇谈怪论。”[37]这是张晓明代表中央政府首次以“恐怖倾向”形容香港激进人士的暴行。同年2月11日外交部发言人洪磊就香港发生暴乱事件答记者问时首次将参加旺角暴乱的人群定性为“本土激进分离组织”，将旺角暴乱定性为“暴乱事件”。[38]

　　在前文中，笔者对“占中”事件以及旺角暴乱的不同之处进行了分析。如果说这些不同之处体现了两起事件在表象上的不同，那么两者的相似之处则体现了其在本质上的相同。

　　“占中”事件发生以后，特首梁振英曾经于2014年10月18日做客某新闻访谈节目，在节目中，他指出，“占中”事件有来自不同国家、不同地区的势力参与其中，“占中”事件并不是一个单纯的本土事件。在10月21日的记者见面会上，他再次印证了这一说法。[39]

　　“非盈利的私人机构”，致力于“促进世界各地民主机构的成长与壮大”[41]；后者自称其目标就是“致力于政治和民间组织的建设，维护选举，促进政府治理中的公民参与、公开性和责任承担”。[42]这两个机构对香港的政治问题“情有独钟”，据披露，“NED自1995年起就开始资助本港的反对派组织，多年来资助逾395万美元（逾3000万港元）。……2012年NED投放46万美元（逾350万港元）给NDI，推动香港学生参与政治，项目包括：资助港大法律学院‘比较法与公法研究中心’（CCPL），成立‘港人讲普选’网上平台等，而搞非法‘占中’的始作俑者戴耀廷长期是CCPL成员。”[43]时任美国国防部顾问迈克尔·菲尔斯伯里（MichaelPillsbury）坦陈美国介入香港事务，用数百万资金资助香港的“民主运动”。[44]在“占中”期间，英国下议院举行听证会，前港督彭定康公开支持“占中”，与此同时，美国参议院酝酿重启《美国—香港政策法》，重新赋权动用国会人力财力干预香港事务。[45]

　　旺角暴乱背后似乎也不缺乏西方势力的身影。在事件发生的当天，欧美媒体就用“FishballRevolution（鱼蛋革命）”来形容这场暴乱。将这场暴乱视为与2014年他们所称作“UmbrellaRevolution（雨伞革命）”的“占中”事件一脉相承。有的媒体用protesters（抗议者）来形容这些本应被称为rioter（暴乱者）的人。[46]西方媒体这种别有用心的提法，其祸心则不言而喻。而在旺角暴乱发生之后一个月，旺角暴乱的两个始作俑者黄台仰和梁天琦在金钟与两名疑似美国领事馆职员密会，交谈接近两小时。问及会面内容，黄台仰声称私人事，毋须向公众交代。[47]

　　旺角暴乱在此无须赘言，整个暴乱的过程就是一个以暴力对抗警方，引发社会动荡的过程。其暴力性质即便是与暴乱分子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立法会反对派成员也不敢否认。[48]

　　对于“占中”事件，反对派各方极力掩饰其“暴力”本质，极力宣扬其所谓的“爱与非暴力”，将其美化成为“警方使用催泪弹和胡椒喷雾镇压和平集会人士”。[49]（立法会议员何秀兰语）但是，一系列事实证明，“爱与和平”并不存在，整个“占中”过程充斥着暴力。

　　2014年10月15日，激进人士占领龙和道，拆毁周边地砖制造障碍。多名占领人士围堵并恐吓内地媒体记者，要求删除照片。[50]11月19日凌晨，在金钟占领区，大批示威者暴力冲击立法会，占领者群情激奋，头戴口罩及面具，拿起铁马和石头，撞烂立法会大楼的玻璃门，玻璃碎裂满地。[51]10月18日，某香港公民偕家人凌晨返回弥敦道住所，一家三口在大厦外惊现大量路障堵塞正门，于是移走路障，惟有数名示威者误以为他为“反占中”人士，双方起争执。男居民惨遭拳打脚踢，更被人以金属棍及雨伞攻击。导致右手骨折。[52]以上事实充分证明“占中”事件中所谓的“爱与和平”是不存在的。

　　综上，“占中”运动的发起者在一开始是想通过“非暴力”手段达到政治目的，但是随着运动的发展，在这一愿望已经被打破，激进势力又在煽风点火的背景下，“占中”运动开始转向“暴力行动”。这与后来的旺角暴乱可以说一脉相承。从这一点来看，旺角暴乱可以视为“占中”事件的继续。

　　2014年6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布了《“一国两制”在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实践》白皮书，白皮书中明确指出：“中央拥有对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全面管治权，……对香港特别行政区长官产生办法和立法会产生办法修改的决定权”。[53]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8·31决定”，是在行使宪法和基本法所赋予的权力。“占中”运动的目的是影响香港的政改。这一点从“占中”的发起人戴耀廷最初策划“占中”开始就已经决定了。[54]实际上，这就是在挑战全国人大常委会以及中央政府对香港特区的全面管治权。而“香港专上学生联会”（学联）宣布9月22日发起一周罢课的理由也是“不满2014年8月31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就香港政改问题作出的有关决定”。在整个“占中”事件过程中，香港特区政府与“占中”群体也主要围绕“全国人大是否收回‘8·31决定’”、“梁振英是否下台”等问题角力。很显然，以上问题已经涉及是否能够维持香港现行政治体制问题。

　　而旺角暴乱发生之后，立法会中的反对派成员除了迫于其产生的巨大破坏对暴乱者进行谴责之外，也在试图将公众注意力吸引到政府层面上来，希望利用决策失误、政府执政不力等原因来解释发生旺角暴乱的原因。“梁振英在上任后3年多以来，处处与民为敌，权力用到尽，斗争哲学，……每一件事都不是要解决问题，每一件事都是令社会更撕裂，引起更多的不安，唯恐香港不够乱。”[55]“今天民主党在谴责扔石、放火人士的同时，更要谴责这个既无心亦无能的梁振英政府。”[56]很明显，这些反对派成员转移视线的目的就是想要现任特首梁振英承担这些刑事案件的责任，从而达到迫使其下台的目的。

　　从“颜色革命”的定义[57]来看，“占中”事件和旺角暴乱的目的是要改变现有的香港政治体制，迫使时任特首梁振英下台；街头运动贯穿始终；西方媒体称其为“雨伞革命”和“鱼蛋革命”；西方势力从资金、技术、经验等多方面对参与人员加以支持；参与人群通过推特、脸书传递信息，聚集人群。从以上各点分析来看，把这两起事件定性为“港版颜色革命”并无不恰当的地方。

　　“占中”事件和旺角暴乱，既不是所谓的“公民抗议”、“占领街头”，也不是单纯的刑事案件。其最终目的都是要改变香港现有的政治体制，也是我们所说的“颜色革命”。

　　正如前文所说的，无论是人数还是群体规模，参与“占中”事件的皆大于参与旺角暴乱，二者之间具有明显的区别。从这两起事件参与的人群分布来看，“反对派”群体发生了分化，分化成为“泛民”和“本土激进势力”。这不仅是行为的划分，更体现为政治势力的分化。

　　2016年旺角暴乱发生之后不久，同年2月28日香港立法会进行了新界东席位的补选。在这次选举中，一度在旺角暴乱后被警方逮捕的梁天琦作为“本土激进势力”的代表异军突起，得票20.4%，高居第三位。[58]以往“建制派”与“泛民主派”的对立被打破，第三方势力开始出现。在此次选举后的第二天，香港几个著名的“本土激进势力”政治团体宣布将会派人角逐五个分区的立法会直选议席。[59]

　　从中央政府对待这两起事件不同的讲话来看，中央虽然将两起事件都定性为企图改变香港特区现有的政治体制，但对两起事件中的具体行为做了区分。如果说“占中”事件还一度企图用“非暴力”的方式来达到目的，那么旺角暴乱则是在非法“占中”行动失败后，“本土激进势力”突飞猛进发展，企图用“暴力手段”达到同样政治目的的结果。“本土激进势力”这样的行为一方面受到了香港本地居民的反对。另一方面香港传统的“泛民”派别也深受其害，生怕被民众划归到“暴力”的群体里面去。同时，新的势力的出现大量地分割了“泛民”的政治势力，导致“泛民”与“建制派”进行政治斗争的力量削弱。在选举中甚至出现了“泛民”与“本土激进势力”团队发生冲突的情况。[60]

　　在这两次事件中，“本土激进势力”迅速发展，表现出强烈的破坏力，有成为除了“泛民”和“建制”之外的第三股势力的趋势。相对于“泛民”较为温和的政策，“本土激进势力”公开打出了“反共”和“反中”的口号。[61]其目标显然已不仅局限于香港特区政府和香港现有的政治制度，而是直指中央政府和中国大陆的政治制度。我们要重视“反对派”内部的各种动向，既要警惕第三股势力的存在，同时也要了解分化出来的其他势力，争取为我所用。

　　笔者认为，人心缺失是这两起事件发生的重要原因。由于香港特区这几年受国际大环境影响，经济发展速度变缓，社会矛盾尖锐，“国民教育科问题”迟迟未能落实，青年人的国家意识和民族意识缺失。这些问题的存在使得以青年人为主体的一批香港居民在别有用心的煽动下走上街头，与特区政府和香港警队发生对抗。

　　同时，正是因为人心的回归促使了两起事件的最终解决。“占中”事件长期堵塞交通，造成社会混乱，最直接的受害者还是香港居民。深受其害的香港居民自然会走上街头，自行去阻止这些“街头人士”的行为，从而加速了事件的解决。这一点在旺角暴乱中香港居民一边倒地支持政府中得到更加明显的体现。

　　从长久来看，香港自身的问题、青少年的教育问题曾经长期存在，短时间内其影响难以消弭；外部势力对香港的渗透也同样短时间内无法终止。但通过这两起事件，香港社会要求稳定发展、反对动荡的力量开始形成并发展壮大。香港社会两种力量的“撕裂”已经形成。在这两种力量“撕裂”的过程中未来香港社会将会受到巨大影响，参考当下进行的英国“脱欧”公投在英国国内造成的人心分裂，这种“撕裂”在香港社会所能造成的巨大影响不言而喻。

　　既然这种“撕裂”无法避免，那便需要我们充分地利用。借用“反占中”的力量，在香港推行耽搁已久的“二十三条”立法，明确告诉香港居民，“二十三条”立法除了政治意义之外，更大的意义在于维护香港社会的稳定。相信在吃过“占中”事件和旺角暴乱的苦头之后，以往一边倒地反对“二十三条”局面将不会出现。在其他有关香港前途的大是大非问题上，这种“撕裂”有助于我们看清楚香港各方势力的分布，“撕裂”既是香港社会长治久安要付出的代价，同样也是维护香港社会长治久安的一个契机。充分了解并利用这两次事件中产生的新力量，同时改进以往香港社会中存在的问题，这应该是我们通过这两次“港版颜色革命”所得出的经验与启示。

　　[1]有学者认为从学理角度来看“占中运动”的表述并不恰当，因为运动一开始就突破了“占领中环”这一范围，应该用“占领运动”表述更为准确（详见白小瑜：《香港“占领运动”：过程、特征及影响》，《港澳研究》2015年第1期），这里笔者采用的是大众传媒中的表述。

　　[2]《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普选问题和2016年立法会产生办法的决定》，中国人大网，http：//。

　　[3]即“香港专上学生联会”和“学民思潮”这两个学生组织。“专上学联由香港八个大专院校学生会组成，具有在政府独立注册的社团法人资格，并以‘放眼世界，关心社会，建设民主中国，争取同学权益’为纲领，以推动学生运动和增加学生对社会投入为宗旨和目的。”摘自孙少森、罗盛齐：《从“占中”运动看香港学生骨干培养的困境与突破》，《中国青年研究》2015年第3期。“2011年5月29日，在反对国民教育的运动中，15岁的中学生黄之锋与同学组织了‘学民思潮’（在香港也简称为‘学民’），并任召集人。‘学民思潮’最出名的行为是组织‘反国教’占领运动，根据维基百科的数据，‘学民思潮’成员约有150人，义工人数有600人。2016年3月20日，20岁的黄之锋召开记者会，宣布成立近五年的‘学民思潮’‘永久停止运作’。”摘自边驿卒：《围堵梁振英、挑头“占中”——香港“学民思潮”解散》，凤凰网，http：a/20160321/48046786_0.shtml。

　　[5]“据悉，国家旅游局已经发布消息，禁止在国庆假期间新增赴港旅游团。”李望贤：《赴港游黄金周跌四成 深禁开新团》，香港《文汇报》2014年10月1日。

　　[7]“面对大批示威者堵塞政府总部出入口并与警方对峙，特区行政署昨早宣布，政府总部暂停开放，约3000名政府人员不能入内工作。行政长官梁振英与一班政府高层需改于礼宾府开会；部分问责官员亦要临时使用旧政府总部的办公室。”钟立：《政总被堵 三千公仆返工无门》，香港《文汇报》2014年10月4日。

　　[8]“受‘占中’影响，香港湾仔区、中西区的交通受阻，共151间学校因此停课，超过61500名学生受影响。”余非：《“占中”透视》，三联书店（香港）有限公司2015年版，第32页。

　　[9]“有的士司机昨日指，‘占领’封路，令生意大减，更有司机指曾接载乘客到医院就诊，本约15分钟的车程，却要70分钟才到达，乘客最终未能赶及预约时间而不能就诊。”《文森揾食车难揾食 怒吼“还我生计”》，香港《文汇报》2014年10月6日。

　　[10]“最高峰时期（即9月30日）有270条巴士路线受影响，约占全港巴士路线的一半。”《香港立法会会议记录》（2014年10月29日）。

　　[11]同年2月12日深夜在香港荔枝角货柜码头一个露天停车场，12日深夜发生三级大火，波及多辆汽车。香港警方正在调查此次火警与旺角暴乱之后爆发的连串纵火潮有否关联。但在事实真相公布之前，笔者暂不将其与旺角暴乱相联系。

　　[15]“9月28日八、九万人当中感不适送院的……”余非：《“占中”透视》，三联书店（香港）有限公司2015年版，第63页。

　　[17]“大联盟昨晚宣布，初步估计约19.3万人参与‘和平普选大游行’，警方则表示有11.18万人由维园出发，数字是自2004年以来，警方公布最多的游行人数。”李自明：《19.3万人游行正胜邪 顶烈日挥汗雨踏出和平普选路》，香港《文汇报》2014年8月18日。

　　[26]高天问：《李柱铭戴耀廷妄图组织“八国联军”反华》，香港《文汇报》2014年2月20日。

　　[27]“本土民主前线年的非法“占中”运动后成立的，该组织成员约有60人，都是在“占中”期间相识的，而且其中百分之九十都是90后。该组织认为“以武制暴”才是正确策略，市民要以武力与警方抗衡，保护自己及其他示威者。（见《香港“港独”组织发言人涉暴乱被捕曾叫嚣“宁为玉碎”》，本网，http：//news.china.com/domestic/945/20160222/21569931.html）“热血公民”成立于2012年2月，是香港反对派中的极端激进团体，创办人为黄毓民、黄洋达等人。在黄毓民、黄洋达等的策动下，他们的人数虽不多，但暴力冲击能力“惊人”，经常“上演”暴力冲突事件。（见王绍尔：《从“热血公民”的暴力和“港独”性质看23条立法》，香港《文汇报》2014年11月21日）

　　[33]马静：《李源潮：不论港发生何事 人大决定不变》，香港《文汇报》2014年9月29日。

　　[35]马静：《习近平：中央全力挺梁 维护法治秩序》，香港《文汇报》2014年11月10日。

　　[36]连嘉妮、钟立、施虹宇：《李飞：“占领”擦亮港人眼睛》，香港《文汇报》2014年12月4日。

　　[38]“2月11日，针对国际媒体的种种说法，中国外交部以答记者问的形式，将旺角事件定性为‘暴乱’，发言人洪磊说：2月9日凌晨，香港旺角地区发生了由个别本土激进分离组织为主策动的暴乱事件。部分暴徒架设路障、焚烧杂物、毁坏警车并向警员扔掷砖头、围殴受伤倒地的警员，致使89名执法警员和数名记者受伤。香港警方专业、克制，依法采取有效措施，迅速平息了事件。香港社会普遍对暴行进行强烈谴责，对警方表示全力支持。”（见《外交部发言人就香港发生暴乱事件答记者问》，《人民日报》2016年2月12日）

　　[39]“我是有说过，在‘占中’这个问题上是有外部势力参与的。这个并不是我的一个猜测，我是有责任知道这些事情，我作为政府的负责人是有责任知道这些事情。”（《行政长官梁振英今日（十月二十一日）上午出席行政会议前会见传媒的谈话全文》，http：//sc.isd.gov.hk/gb/）

　　[41]这是其官网上的说法，事实上《国家利益》杂志披露，根据NED在2011年纳税申报单，它99%的经费来自美国国会。其首任终身董事会主席是美国前助理国务卿约翰·理查森，在董事会名单中出现过的知名成员包括美国前国务卿亨利·基辛格和前副总统沃尔特·蒙代尔。美国《国家利益》说，NED无法逃脱类似于一个美国政府部门的特性，致力于支持愿意颠覆美国眼中的“独裁政权”或阻止这些政权壮大力量的团体。对国家民主基金会的定性，这一组织前代理主席艾伦·温斯坦恐怕有发言权。他认定，国家民主基金会干的其实就是中情局的活儿。温斯坦在1991年接受采访时承认：“我们如今所做的许多事情在25年前（即20世纪60年代）是由中情局秘密开展。”（《起底占中者背后的推手：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搜狐网，http：//news.sohu.com/20141021/n405339092.shtml）

　　[45]潘天朗：《香港“占中”揭秘》，新民主出版社有限公司2015年版，第195—196页。

　　[53]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厅编：《“一国两制”在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实践》，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7页。

　　[54]“行动的最终目标是要在香港实现‘真普选’，一旦对手表明愿意回到谈判桌讨论落实‘真普选’的具体措施，那就要结束行动。”（潘天朗：《香港“占中”揭秘》，新民主出版社有限公司2015年版，第4页）

　　[57]根据南开大学博士丁兰的博士毕业论文《独联体国家“颜色革命”研究》，“颜色革命”具有以下特征：1.意图实现政权更迭；2.街头运动为主要形式；3.有标志性的信物；4.有来自外部的势力参与其中；5.媒体作用突出。（参见丁兰：《独联体国家“颜色革命”研究》，南开大学2013年博士论文）

　　[59]“立法会换届选举将于9月举行，鼓吹‘港独’的政治组织‘香港复兴会’、‘热血公民’、‘普罗政治学苑’昨日举行记者会，宣布将会派人角逐五个分区的直选议席，更声言日后不惜以‘辞职’来推动‘全民制宪’的‘五区公投’。”（齐正之：《“五独”合流拟出选五区》，香港《文汇报》2016年3月1日）

　　[60]“反对派立法会新界东补选竞选团队昨晚发生暴力事件。在补选结束前不足1小时，疑因拉票越趋激烈，涉嫌煽动旺角暴乱的‘本土民主前线’候选人梁天琦的助选团队，与公民党候选人杨岳桥助选团队，在上水发生集体打斗，警方需持盾牌戒备。”（郑治祖：《梁天琦杨岳桥团队冲突见血》，香港《文汇报》2016年3月1日）

　　[61]“本土激进势力”“我哋系香港人，唔系中国人”的facebook主页上打出口号：“港中不两立，你不死就为我亡”，“港虽三户，灭中必港”。《起底“港独”：香港发展中的“港独”阴影》，凤凰网，http：//news.ifeng.com/hongkong/special/qdgd/index.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