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这篇文章提醒我们，或许我们正在经历的是自1989年柏林墙倒塌、1945年二战结束乃至1919年国际联盟成立以来最深远的一次重塑：曾经支撑“自由国际秩序”的诸多支柱正在瓦解，新兴大国与传统霸主之间的互动也已变得更具对抗性。文章的主线在于揭示“亨廷顿式”身份政治和文明视角如何在暗中成长，逐渐挑战甚至取代了“福山式”的乐观全球化叙事。作者通过回顾三次世纪性转折点（1919、1945）以及近三十年来国际关系的核心争论，将我们的目光从对“自由制度普世化”这一畅想的美好回忆，转向对更为零和、更多元甚至更对立的新秩序形态的反思。

　　值得注意的是，作者并未止步于简单地指责或称颂某一方，而是深挖每一种方案背后的时代焦虑与政治运算。在冷战结束后的“单极时刻”，世界似乎曾迎来无可争议的美国主导、规则至上的理想主义氛围。然而，尤其是自2014年起，俄罗斯公然以“文明共同体”的名义兼并克里米亚、印度的“民族宗教”诉求重新走向强势——这些趋势都在提示我们，过去那种“以多边制度解决一切争端、以自由贸易惠及所有人”的范式正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美国自身的反复不定，更让这一秩序的“守护者”角色变得扑朔迷离，甚至有人认为美国已成为最大的“修正主义国家”。

　　从亨廷顿的角度看，这正是他所谓“文明断层线”真正显露张力的年代：身份政治与地缘博弈结合得更加紧密，“强者恒强、弱者受限”的丛林逻辑回潮，国家在“文明共同体”的名义下更能塑造民族主义并谋取战略利益。而与之对应的，是福山当年对“历史终结”的美好憧憬走向失灵：西方制度扩散放缓或逆转、全球化陷入竞争性碎片化、制度化多边主义频繁遭到质疑……对亨廷顿提出的文化本质论，我们固然需要保持警惕：文明边界是否真的一刀切？文化冲突是不是更常见于同一文明内部？但作者的洞见在于：即使那些呼吁多元、强调融合的主体，往往也身不由己地在现实政治中被迫回到传统的国家利益与身份认同逻辑。

　　因此，这篇文章既是对冷战后国际秩序的一次深层盘点，也是在提醒读者：伴随各国对自身文化和制度模式愈发自信且强势的表态，一个“文明认同主导”的时代或许正在缓步成形。但这并不意味着必须接受悲观宿命论：我们应当反思新秩序的基石何在，以及如何在“后自由主义”氛围中为合作与人权等普适价值找到新的出路。本文所描绘的场景也许并非定局，而更像是对未来道路的复杂预演。阅读此文，既能让我们感受到世界剧变的脉动，也能在批判和思辨中探寻国际政治的新可能性。正如作者所暗示的，或许亨廷顿曾过于超前，但在多极回归和身份政治泛滥的当下，他的“文明冲突”论调正得到某种现实助推——这也恰恰是我们更需审慎思考和反省的关键所在。

　　我们正站在国际关系格局重塑的关口，这一时刻的重要性堪比1945 年或 1919 年——是一次跨时代的事件。与这些历史节点相似，20 世纪 90 年代形成的自由国际秩序的终结，既带来了希望，也伴随着恐惧，因为旧有的确定性——无论是好的还是坏的——正在消解。在这样的关键时刻，往往是富有魅力的机会主义者而非能力卓越的操盘手更容易崭露头角。

　　在过去的几次转折点上，旧秩序都是经历了长期衰败后才突然崩溃的。尽管当时的人们未必能清晰地察觉，但从后见之明来看，每一次新的国际秩序早已在酝酿之中。例如，在 1919 年，禁止战争以及建立一个国际议会的构想已讨论了数十年；1918 年，美国总统伍德罗·威尔逊（Woodrow Wilson）提出“民族自决”（national self-determination）作为国家资格的认定标准，尽管这一原则当时仅适用于白人主导的国家。在 1945 年，一个经过改革的国际联盟（League of Nations），并设有更有效的安全理事会（Security Council）的构想，从 1942 年起便已在筹划之中——尽管战争结束时核武器的出现改变了战略考量，并开启了冷战。而在 90年代之前，作为东西方和南北权力斗争的替代方案，“自由主义”（liberal）或“基于规则的”（rules-based）国际秩序的理念，最早可追溯至 1970 年代。

　　20 世纪 90 年代形成的后冷战霸权秩序建立在几个规范性支柱之上：（a）国际边界不得通过武力改写——这一战后准则的捍卫成为 1991 年海湾战争（Gulf War）的主要开战理由；（b）国家主权原则仍然适用，除非发生严重的人权暴行——这一例外最终被正式确立为“保护的责任”（Responsibility to Protect，R2P）原则；（c）全球经济与金融一体化应被所有国家接受，因为自由公平的贸易将惠及各方；（d）国家间争端应通过多边机构的法律谈判解决——1995 年《关税与贸易总协定》（General Agreement on Tariffs and Trade, GATT）升级为世界贸易组织（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WTO），正是这一原则的典型制度体现。

　　当然，这些支柱从未完全不受挑战——霸权并不等同于共识。在过去 15 年里，这些原则受到了越来越直接的挑战。而真正让这一体系彻底崩塌的是美国——曾在 20 世纪 90 年代和 21 世纪初自诩为这些原则的最坚定捍卫者，如今却全面否定了它们。正如内森·加德尔斯（Nathan Gardels）几周前所言，在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重新掌权的领导下，美国已成为全球最大的修正主义国家（revisionist power），这一观点最近也得到了霍华德·弗伦奇（Howard French）的呼应。

　　随着旧秩序行将就木，当下国际关系领域最核心的问题，是新秩序的轮廓将如何塑成。不管未来如何命名这一新秩序，其基本特征将包括：零和交易主义（zero-sum transactionalism）主导的国际经济关系；修昔底德式的权力政治（Thucydidean power politics），即“强者为所欲为，弱者受其必受”（“the strong do what they can and the weak suffer what they must”）；以及以“文明国家”（civilizational states）为中心的强势身份政治。这一秩序的形成，将发生在一个国际舞台更加均势的环境中，而非 年柏林墙倒塌后那种“单极时刻”（unipolar moment）。当时，美国在国际体系中占据绝对优势，法国前外长于贝尔·韦德里纳（Hubert Védrine）甚至将其称为“超级强权”（hyperpower）。

　　在上一次大规模国际秩序重塑的过程中，最著名的国际关系辩论发生在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的“历史的终结”（End of History）理论与塞缪尔·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的“文明的冲突”（Clash of Civilizations）理论之间。福山的论文发表在柏林墙倒塌前数月，带有某种预言性质。他本人后来承认，“历史的终结”并非对现实世界状况的描述，而是一种规范性论断，即自由西方政治制度在正义性和适用性方面的优势。然而，在当时，自由主义者认为福山的愿景值得支持。到了 21 世纪初，世界大国的改革，他们甚至愿意相信福山在现实中也赢得了胜利。

　　亨廷顿则不这么认为。与福山一样，亨廷顿——《外交政策》（Foreign Policy）杂志的联合创始人——也认为，冷战时期的东西方对立、全球南北贫富差距已不再是最主要的国际分裂线。但自由主义者福山预见的是一个由选举民主和管控型资本主义（managed capitalism）主导的全球和平秩序——即他所谓的“人类政府的最终形式”（the final form of human government）；现实主义者亨廷顿则预测，未来的世界仍将充满冲突，只不过是沿着新的轴线展开。

　　在亨廷顿的理论中，关键的地缘政治行为体不再是国家，而是“文明”（civilizations），这一概念源于英国历史学家阿诺德·汤因比（Arnold J. Toynbee）在其 12 卷本的《历史研究》（A Study of History, 1934-1961）中的定义。亨廷顿认为，全球最重要的冲突将发生在不同文明的“断层线”（fault lines）上，这一比喻暗示着类似地震带的剧烈震荡：

　　“文明身份将在未来变得越来越重要，世界将在很大程度上由七到八个主要文明的相互作用所塑造。这些文明包括西方（Western）、儒家（Confucian）、日本（Japanese）、伊斯兰（Islamic）、印度（Hindu）、斯拉夫-东正教（Slavic-Orthodox）、拉美（Latin American），以及可能的非洲文明（African civilization）。未来最重要的冲突将发生在这些文明的文化断层线之间。”

　　亨廷顿的愿景比福山的更加悲观，尽管两人都对未来抱有一定的矛盾态度。福山在文章结尾提出，永久和平的代价将是技术官僚化的无聊时代，在这个世界里，“意识形态斗争中的胆识、勇气、想象力和理想主义”都将让位于“经济计算、无休止的技术问题解决、环境关切，以及满足精致的消费需求”。对于福山而言，未来的“无聊世纪”将带来个体的生存危机，因为在缺乏政治荣誉感的世界里，人们将很难获得社会认可。

　　相比之下，亨廷顿认为，以鲜明文化区隔为基础的群体认同是持久的，而随着冷战时期的普世意识形态退潮，这种认同只会愈发凸显。在他 1996 年出版、扩展了原始论文论点的著作中，他预见到一种模棱两可的均势：由“核心国家”（core states）在各自的文明“势力范围”（spheres of influence）内维持主导地位。一方面，“文明的冲突是对世界和平的最大威胁”，因为对无法弥合的文化差异的强调，将成为永无止境敌对关系的根源。（亨廷顿还预测，在一个由文明冲突定义的世界秩序中，针对移民的敌意将成为国内政治的决定性特征。）

　　另一方面，只要各方都能认识到，试图将自己的文化体系强加于“外来”文明是徒劳的，那么“一个基于文明的国际秩序将是防止世界大战最可靠的保障”。尽管文明间的文化敌意或许不可避免，但如果运气好的话，这种“冲突”或许只是喧嚣的碰撞声，而不会演变成暴力冲突。

　　与福山相比，亨廷顿的论文及其后续著作受到了更广泛的关注——但批评的声音也更为强烈。历史学家和人类学家批评他的“文明”概念缺乏连贯性（亨廷顿本人也承认该概念是流动的），而国际关系学者指出，在那个时代，最激烈的冲突——例如逊尼派与什叶派穆斯林之间的战争，以及非洲大陆上的血腥冲突——大多发生在同一文明内部，而非文明之间。此外，世界主义者、全球主义者和自由主义者对这本书的反感，与其说是出于对其政治动态分析的不满，不如说是因为其毫不掩饰的“非道德主义”（amoralism）。

　　冷战结束后的最初二十年，国际秩序基本上按照福山的规范框架运作。从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到 2010 年代中期，各国领导人尽管有时心不甘情不愿，但基本上还是遵循了“自由国际主义”的规则。欧洲努力通过欧盟（European Union，EU）的行政架构实现一体化。贸易争端提交至世界贸易组织（WTO）仲裁，其裁决通常得到遵守。战犯虽然未能被完全追捕，但一旦被抓获，就会被送上国际法庭，例如 1993 年设立的前南斯拉夫问题国际刑事法庭（International Criminal Tribunal for the former Yugoslavia）、1994 年设立的卢旺达问题国际刑事法庭（International Criminal Tribunal for Rwanda），以及 2002 年设立的国际刑事法院（International Criminal Court, ICC）。

　　当美国决定发动战争——无论是在 1990 年代的巴尔干半岛、2003 年的伊拉克，还是 2011 年的利比亚——它都会寻求某种国际组织的法律认可，例如联合国或北约（NATO）（尽管它不会让反对票阻止自己的行动）。实际上，乔治·W·布什（George W. Bush）一再强调，全球反恐战争和伊拉克政权更迭是基于福山主义而非亨廷顿主义的原则来推进的。他曾郑重表示：“在涉及人类的共同权利和需求时，并不存在文明的冲突。自由的要求同样适用于非洲、拉丁美洲以及整个伊斯兰世界。伊斯兰国家的人民希望并应当拥有与其他国家人民相同的自由和机会。他们的政府应当倾听他们的期望。”

　　即便是冷战后国际秩序中最大的地缘政治失败者——俄罗斯，它作为最直言不讳的强权挑战者，也仍然对这一新秩序保持一定程度的顺从。例如，俄罗斯在 1992 年后实际控制摩尔多瓦的德涅斯特河沿岸地区（Transnistria），以及在 2008 年控制格鲁吉亚的阿布哈兹（Abkhazia）和南奥塞梯（South Ossetia），但其吞并行为仅停留在“事实占领”（de facto），并未在法律上（de jure）正式兼并这些地区。这些行动或许可以看作是一种对国际秩序的“礼节性致敬”——尽管这份“致敬”多少带有讽刺意味。

　　按照福山主义（即黑格尔主义 Hegelian）的观点，每个时代都包含着自身的对立力量，而这些力量最终会孕育出下一个时代。到 2010 年代初期，后历史时代的规范架构开始显露裂痕。越来越多的崛起国家开始按照亨廷顿二十年前所描述的“文明”身份来定义自身，并公开反对自由国际秩序赖以建立的所谓“普世价值”。如果说在 1990 年代，一些小国（如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的领导人还只是试探性地提出“亚洲价值观”（Asian values）与西方价值观的区别，那么到了 2014 年，俄罗斯等国家已经宣称自己是拥有独特价值观的“文明体”（civilizations），这些价值观不仅与西方国家的不相容，而且在他们看来比西方价值观更加优越。

　　从今天的视角来看，2014 年似乎是自由国际秩序开始从腐化走向溃烂的关键节点。俄罗斯在当年对克里米亚半岛（Crimean Peninsula）的正式吞并，标志着国际秩序的一次明确断裂，这是对自由国际秩序核心原则之一——“不得以武力改写国界”的直接否定。值得注意的是，俄罗斯的理由是“文明性”的：他声称克里米亚自古以来就是“俄罗斯世界”（the Russian world）的一部分。与此同时，纳伦德拉·莫迪（Narendra Modi）及其印度人民党（Bharatiya Janata Party, BJP）在 2014 年取代多元主义的国大党（Congress Party），其意识形态基调建立在“印度教民族主义”（Hindutva）之上，将印度定义为一个基于印度教文化的“文明国家”（civilizational state）（尽管印度有数亿非印度教徒）。至 2000 年代中期，所谓“民主化的第三波”（third wave of democratization）看起来更像是一个假旗行动，而非未来趋势的预兆。

　　从这个角度来看，过去 25 年的历史更像是亨廷顿预言的长期孵化过程。如今可以清楚地看到，亨廷顿的错误并非在于对后冷战秩序轮廓的判断，而在于他过早地做出了这些直觉性的预测。他准确指出了潜藏在这一秩序内部的“反规范性因素”（antinomian element），这些因素一直在积蓄力量，等待着时机爆发ssr节点怎么导入clash，成为新秩序的基础——而这一秩序在过去十年间已经全面显现。

　　从 1990 年代末自由国际主义的乐观巅峰来看，我们当下的时代或许最适合被称为“亨廷顿的复仇”（the revenge of Huntington）。所谓的普世共识以及由技术官僚管理的全球资本主义已然破灭，而以文明冲突为特征的国家崛起已成为全球趋势——从莫斯科到到德里、伊斯坦布尔，乃至如今的华盛顿特区（Washington, D.C.）。在这一新秩序下，世界将聚焦于（尽管未必眷顾）那些敢于冒险、果断行动者，而非温文尔雅、循规蹈矩者。后历史时代那种官僚治理的“无聊”已不复存在，我们即将迎来的是一个血雨腥风的国际体系。在这场博弈中，冷酷无情者将获得回报，而优柔寡断者将被剥削。我猜，亨廷顿在坟墓里一定在微笑。